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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劇變下阿拉伯國家青年問題的挑戰和治理成效

來源:中國青年研究 作者:陳越洋
發布于:2021-02-08 共11718字

  摘    要: 自2010年中東劇變爆發以來,亂局的導火索—青年民生問題始終未得以明顯改善。“青年膨脹”現象是阿拉伯國家人口構成的典型特征,也是阿拉伯國家多年來局勢動蕩的關鍵性深層因素。因政府治理能力不佳,青年民生問題積重難返,與其相關的就業、教育、健康等基礎指數均不理想。同時,“瓦斯塔”現象導致的腐敗盛行、連年的戰爭沖突、極端主義的蔓延等因素使得該地區青年民生抗議活動接連不斷,社會治理危機不斷衍生。本文引用權威機構最新數據對上述因素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阿拉伯各國政府、全球非政府組織制定的阿拉伯國家青年政策、發起的青年項目成效進行評估,總結中東劇變以來阿拉伯各國青年民生問題的治理水平與治理成效。

  關鍵詞: 阿拉伯青年; 民生問題; 現狀; 治理;

  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對阿拉伯國家而言充滿艱難。2010年中東劇變爆發,波及該地區超半數國家,民眾示威一浪高過一浪,一批強人政治、老人政權崩塌。這場劇變持續了數年之久,然而亂局的導火索—青年民生問題始終未得以明顯改善,這直接導致2018年底又一波抗議浪潮在阿拉伯多國爆發,突尼斯、約旦、阿爾及利亞、蘇丹、埃及、黎巴嫩、伊拉克等國反政府示威頻現,皆針對政府的經濟舉措與社會治理危機。2020年初,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各國經濟發展計劃均受到重擊,這對于本就經濟發展表現不佳的部分阿拉伯國家而言,無疑雪上加霜,青年民生問題面臨愈加嚴峻挑戰。

  一、阿拉伯國家青年人口構成與民生問題現狀

  1.“青年膨脹”(Youth Bulge)是阿拉伯國家人口構成的典型特征

  阿拉伯國家地處歐亞非重要樞紐地區,22個國家總人口近4.5億,國情差異大,發展也極不均衡。有的是較為富裕的產油國,如沙特、阿聯酋;有的是長期戰亂不斷、大量難民流離失所的動蕩國,如利比亞、巴勒斯坦、伊拉克;有的是長期遭受西方嚴厲制裁的國家,如敘利亞、也門。“青年膨脹”是阿拉伯各國人口構成的典型特征,因此青年民生問題是該地區每個國家共同的關鍵性議題。
 

中東劇變下阿拉伯國家青年問題的挑戰和治理成效
 

  所謂“青年膨脹”,就是指青年人在人口總數中所占的比例已達高峰[1]。這會給相關國家帶來高失業率和不充分的就業率,是社會動蕩的重要因素。10年前,中東劇變爆發之時,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發布了一份題為《全球各大宗教人口及分布》的報告,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個數字就是穆斯林世界遠比面臨人口老齡化的西方工業化國家以及大多數其他國家要年輕(見圖1),15~29歲人口占據總人口最大比例[2]。10年來,阿拉伯國家的“青年膨脹”現象日趨嚴重,平均年齡中位數為26.83歲[3],25歲以下人口占到地區總人口數的一半以上,15~24歲年齡段的青年群體占到人口總數的20%[4]。以該地區人口第一大國埃及為例,18~29歲的青年人口為2020萬,相當于人口總數的21%;15歲以下的人口占總人口的34.2%,65歲以上人口僅占3.9%[5]。在這種情況下,人口結構若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協調,人口紅利非但不能發揮作用,這種結構性安全風險極易轉化為社會結構安全問題。在強人政治時代,嚴重的貧富分化、社會分配不均或許可被暫時掩蓋或鎮壓,但當世界性金融危機、新冠疫情公共衛生危機、全球青年運動浪潮等因素波及這些國家時,勉強維系社會穩定的脆弱絲線不免戛然而斷。“青年膨脹”現象是阿拉伯國家多年來局勢動蕩的關鍵性深層因素之一。

  圖1:全球各大宗教人口年齡中位數
圖1:全球各大宗教人口年齡中位數

  數據來源: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2. 阿拉伯國家政府治理能力欠佳導致青年民生問題積重難返

  2019年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標項目”發布的數據顯示,2010—2018年間,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和蘇丹四國的政府治理能力指標得分(該項目政府治理能力指標最高得分為2.5,最低得分為-2.5)分別從-0.37、-1.2、-0.28、-1.34下降到-0.58、-1.32、-0.64、-1.62,這意味著這幾個國家政府的治理能力在中東劇變之后均呈下降趨勢[6]。因政府治理能力不佳,青年民生問題積重難返,與青年民生相關的就業、教育、健康等基礎指數均不理想,主要表現為:常年高失業率、教育成效不佳、健康狀況堪憂等。

  (1)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是該地區青年高失業率背后的主要原因。盡管阿拉伯各國政治、社會、經濟條件大不相同,但青年失業是整個地區共同面臨的挑戰。近30年以來,這些國家的青年失業率一直高居世界第一,平均失業率在2017年達到了30%,遠高于13%的世界均值。其中,失業率最高的是巴勒斯坦(43%)、沙特(42%)、約旦(36%)與突尼斯(36%)(見圖2)[7]。只有卡塔爾的青年失業率低于世界平均值,這或許得益于其公共部門吸納年輕就業力的能力。

  圖2:中東劇變以來中東北非國家青年失業率
圖2:中東劇變以來中東北非國家青年失業率

  數據來源:布魯金斯學會多哈分中心(Brookings DohaCenter)。

  阿拉伯各國青年高失業率呈現出三個“遠超”:一是青年失業率遠超成年人失業率。2017年,中東北非地區的青年失業率比成年人高出2.7%,這個差值遠高于世界平均值,僅次于南亞(2.8%)。二是女性失業率遠超男性,約為3倍左右。三是非海合會國家失業率遠超海合會國家(沙特、科威特、阿聯酋、卡塔爾、阿曼、巴林),約為2倍[8]。

  青年高失業率是多種因素疊加導致的,但阿拉伯國家青年失業率常年持續處于高位,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是主要原因。2018年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調查報告》(Doing Business Survey)顯示,阿拉伯國家的平均排名在190個經濟體里僅列第115位[9]。在供給側,政府無法創造出足夠多且良好的就業機會,政府等公共部門有限的就業機會導致了私營企業用工等工作機會的擴張,但后者提供的福利與保障較低。在巴勒斯坦、埃及和突尼斯,私營企業、個體等非正規行業的青年就業率高達80%[10]。在需求側,公共部門高酬勞、高福利及工作穩定性持續吸引年輕人,但崗位稀缺迫使他們延長等待就業的時間,同時也導致非正常競爭的出現[11]。良好的就業機會過少,導致部分青年選擇創業或成為個體戶。據現有數據,阿拉伯國家青年參與早期創業活動的平均比例(9.3%)低于世界均值[12]。青年創業者面臨的一個主要障礙是缺乏融資渠道。阿拉伯國家的信貸渠道在190個經濟體中位列第130名,青年缺乏信貸歷史或可抵押物[9]。

  此外,阿拉伯國家青年就業還呈現出性別特征。過去50年,年輕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極大提升,但她們的勞動參與率并沒有隨之上升。2017年,中東北非地區僅有15%的年輕女性屬于活躍勞動力,排在倒數第二位的地區該比例為36%[7]。這說明,與其他地區的女性相比,阿拉伯國家的女性更難進入勞動力市場,且更難找到合適的工作。

  (2)教育進步與發展成果間存在差距是阿拉伯國家教育體系面臨的最大挑戰。近30年來,阿拉伯國家各國政府一直致力于提升本國公民的教育表現,提高識字率、入學率,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機會,并取得了明顯成效。阿拉伯國家基礎教育的凈入學比例從1999年的78.8%上升至2012年的88.4%,略高于發展中國家88.3%的平均值,接近89.1%的世界平均值。地區內許多國家都近乎完成全民接受基礎教育的目標,更高層次的教育也有所進步—中學教育與高等教育入學率在1970年到2003年間幾乎上漲了3倍。此外,青年女性的教育程度持續提升,性別差距正逐漸縮小。1990年,識字率的男女比為100∶90,到2010年,這一數據為100∶95。在海合會國家,青年女性的教育參與度超過了男性。即使在極端保守的家庭中,青年女性的教育成就也常常受到鼓勵和重視?ㄋ柡桶⒙撉跄行耘c女性的大學入學率居世界榜首。

  然而,中東劇變的爆發暴露了阿拉伯國家教育體系存在的巨大問題,即教育進步與發展成果之間存在差距。這一現象可用來解釋為何阿拉伯國家的經濟增長與貧困減少并沒有伴隨教育的進步同時發生。重文輕理,教育系統缺乏靈活性,教育所提供的技能與勞動力市場不匹配等是主要癥結所在。2003年以來,阿拉伯國家參加了幾輪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TIMSS),得分一直低于世界平均分(500分),大部分國家的得分甚至低于國際中等水準(475分)。其他國際標準化測試,如國際學生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國際閱讀素養進展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等的測試結果同樣顯示,阿拉伯國家的得分遠低于平均水平。在高等教育階段,由于高學歷并未帶來相應的高收入與穩定的生活,年輕人開始懷疑高等教育的價值。2002年,地區平均高等教育入學率為20%,2008年為23.7%,高等院校入學率未顯著提升。中東劇變中,走上街頭的示威游行者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青年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畢業即失業”是這些國家大學畢業生普遍的境遇,這反映出該地區的教育未能培養出合格的勞動力人才,并凸顯供求間的不匹配。中東北非地區三分之一以上的雇傭者都認為,勞動力技能不足是商業發展的主要障礙,這一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

  面對這些挑戰,阿拉伯各國政府已經開始思考并推行教育改革,包括重新規劃大學課程體系、增加職業培訓項目、加強生涯指導等。博雅公關(BursonMarsteller)發布的2019年阿拉伯青年報告數據顯示,大約73%的青年十分關注所在國家的教育質量問題。在教育水平相對較高的海灣地區,這一數據也高達70%。49%的青年對所在國家的教育規劃表示不滿,這種不滿主要體現在對教育質量的擔憂和所教的技能不適合社會生存的需要。這一數據在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等國達73%[15]。

  (3)常年動蕩戰亂導致阿拉伯國家青年身心健康狀況堪憂。阿拉伯國家地處中東地緣政治復雜地帶,長期局勢動蕩,存在多個沖突聚集中心,中東劇變所引發的內戰使得該地區遭受政治暴力或沖突影響的國家數量大幅增加,多個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國家發展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鑒于巨大的社會經濟障礙,阿拉伯國家青年的健康問題未受到重視,部分國家的醫療系統無法滿足青年的健康需求。Ali-Mokdad健康指數與評估研究所2014年公布的一份報告,將阿拉伯國家分為高收入、中等收入與低收入三類,研究結果總體上證實了社會經濟決定因素與青年健康情況之間的聯系,即低收入國家的青年面臨更多的致死原因,因為這些國家的青年面臨交通網絡不發達、高額的自付費用、醫療資源緊張等問題,這加劇了他們的生理健康問題。(見表1)

  表1:15~29歲青年主要致死原因
表1:15~29歲青年主要致死原因

  數據來源:Ali-Mokdad健康指數與評估研究所。

  此外,阿拉伯國家青年的心理健康狀況同樣堪憂,全世界大約20%~25%的青年人口飽受心理健康問題的折磨,這一比例在阿拉伯國家更高[16]。研究表明,阿拉伯國家罹患抑郁癥的人口數在全球排名第二,僅次于東歐[17]。“全球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的數據顯示,2010年,該地區超過5%的人患有抑郁癥,人們的平均壽命因此縮短了1.3%[17]。鑒于社會文化和宗教禁忌,實際數據可能比官方統計的數據更高。經濟表現較為出色的海合會國家自殺率最低,而那些長期遭受戰亂的國家青年自殺率呈上升趨勢,因為抑郁、焦慮障礙、驚恐障礙和創傷后應激障礙等都是人類經歷戰爭后最常見的臨床診斷。

  二、中東劇變以來阿拉伯國家青年問題的主要挑戰

  1. 青年民生抗議活動接連不斷,社會治理新危機不斷衍生

  中東劇變爆發近10年來,青年民生抗議活動在各國此起彼伏,面粉、汽油等日常消費品漲價,社交軟件收費等均成為示威抗議的導火索。2010年以來,22個阿拉伯國家中的17個國家發生不同程度的動蕩(見表2),并引發持續時間更長、對國家和地區危害更大的內外部戰亂。當前,發生亂局的阿拉伯國家似乎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即(青年)民眾因不滿民生而引發抗議示威,進而引出民主要求,導致政權更迭或內閣更換,平息民怨后政府出于安全考量回應改革的呼聲,卻沒有探究民眾不滿情緒的根本原因,振興經濟效果不明顯,民眾不滿情緒再次積聚,抗議運動卷土重來。(見圖3)

  圖3:發生亂局的阿拉伯國家陷入惡性循環
圖3:發生亂局的阿拉伯國家陷入惡性循環

  表2:2010年以來阿拉伯國家爆發的青年民生抗議活動
表2:2010年以來阿拉伯國家爆發的青年民生抗議活動

  表2:2010年以來阿拉伯國家爆發的青年民生抗議活動
表2:2010年以來阿拉伯國家爆發的青年民生抗議活動

  以埃及為例,10年間爆發的規模大、時間長、混亂程度強的民生抗議浪潮已達4輪,其間大大小小的抗議活動更是不計其數,政府多次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據統計,在穆爾西執政的一年時間內,埃及國內抗議示威活動發生了9000多次。2011年1月,受突尼斯“布瓦吉吉事件”波及引發的大規模民眾抗議直接導致穆巴拉克總統下臺;2012年6月穆爾西總統上臺,由于認為其未能兌現競選時提出的“百日計劃”改革承諾,2012年11月、2013年6月埃及分別爆發了兩次大規?棺h;穆爾西政權被推翻后,2014年6月塞西總統上臺,但埃及國內仍經濟萎靡,2019年9月,埃及各地爆發了自中東劇變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示威者要求卷入反腐丑聞的塞西總統下臺以鏟除政府腐敗和終止緊縮措施。由此可見,10年來,埃及的改革并未取得讓民眾滿意的改善,這種情況在中東劇變發生動蕩的國家中并非個案。如今,敘利亞、也門、利比亞等國陷入了往復內戰,不僅治理危機惡化,更衍生出新的危機:難民外逃、國家部落化、區域沖突加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報告指出,倘若內戰持續不停,也門將于2022年成為世上最貧窮的國家,屆時約有79%的人口生活于貧困線以下,更有65%的人口將會生活在極端貧困的狀態中。

  2. 腐敗指數居高不下,“瓦斯塔”現象在青年中日益盛行

  中東劇變以來,發生動蕩的阿拉伯各國政府加大反腐敗力度,但收效甚微,無法獲得民眾普遍認可。以約旦為例,在過去的兩年里,政府修訂了《反腐敗法》,規范政府機構的采購流程,加強監督,減少非法所得。然而,仍有高達86%的約旦人認為腐敗問題是當前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一方面網絡犯罪法的濫用正在限制公民和民間組織的言論自由,也削弱了他們在促進社會責任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信息不公開也限制了他們舉報和聲討腐敗行為的努力[19]。

  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3年發布一份《中東北非國家腐敗指數》(GCB MENA Report)。2019年,該機構對約旦、黎巴嫩、摩洛哥、巴勒斯坦、蘇丹、突尼斯6個阿拉伯國家的6600名公民進行了采訪。調查顯示,上述6國中65%的民眾認為自己國家的腐敗情況在過去12個月內有所惡化,這一比例在蘇丹高達82%,其余5個國家比例在53%~68%之間。66%的民眾認為政府在反腐方面不作為,持這一觀點的民眾比例在黎巴嫩、蘇丹、摩洛哥分別高達87%、80%、74%[20]。與透明國際2016年發布的報告相比,數據基本持平,腐敗指數仍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阿拉伯國家特有的“瓦斯塔”(Wasta)現象的日益盛行使得青年逐漸成為“初級腐敗”的“行賄人”與受害者。“瓦斯塔”一詞是阿拉伯語“?????”的音譯,原意為“中間人、中介”,指社會關系豐富、人脈廣并有一定影響力的人。該詞源于阿拉伯部落文化,早期的阿拉伯貝杜因人是以氏族部落為單位在沙漠曠野過游牧生活的,部落屬性極強,當部落同伴遇到困難時,“瓦斯塔”便會動用一切關系、不惜一切代價挺身而出、拔刀相助。英國社會學家羅伯特(Robert B.Cunningham)、亞辛(Yasin K.Sarayrah)認為,“瓦斯塔”現象就是阿拉伯式社會關系的代名詞,它是認識整個阿拉伯國家的鑰匙,甚至被稱為“維生素W”[21]。如今,“瓦斯塔”現象的內涵發生了改變,由為部落爭取利益發展為“利用私人關系通過非規范渠道獲取額外資源”,并逐步演化為“初級腐敗”。超三分之一的阿拉伯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會使用“瓦斯塔”,它是人們獲取公共資源的“常規”途徑,醫療、就業、教育等與民生休戚相關的行業是使用“瓦斯塔”最多的領域;大多數阿拉伯青年表示自己在求職、入學、就醫等場合均有過遭受不公正待遇與“暗箱操作”的經歷,即擁有“瓦斯塔”資源的人優先占有資源。但同時,這些遭受不公的受害者又利用“瓦斯塔”為自己謀求更多的機會,進而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行賄。大多數年輕人在求職中都依靠家族人脈,家庭人脈越廣,他們的求職就越順利,這就是“瓦斯塔”所發揮的作用(見表3)。43%的民眾表示使用“瓦斯塔”后他們能獲得更好的服務與資源。據統計,阿拉伯國家年輕人行賄的比例高于年長者,35歲以下民眾行賄的比例是33%,55歲以上民眾的比例是22%[22],因為“如果不使用瓦斯塔,他們就無法獲得所需要的服務與資源”。

  表3:部分阿拉伯國家青年求職途徑的調查(2012—2013)(%)
表3:部分阿拉伯國家青年求職途徑的調查(2012—2013)(%)

  數據來源:國際勞工組織(ILO)。

  3. 戰爭與沖突造成的強制移徙導致部分國家青年居無定所生活動蕩

  戰爭與沖突造成的強制移徙是部分阿拉伯國家面臨的最嚴重社會問題之一。中東劇變持續多年,經年累月的戰亂造成數以千萬計的敘利亞、巴勒斯坦、利比亞、伊拉克、蘇丹、黎巴嫩等國公民流離失所,各國難民問題突出。2014年,世界上流離失所人口中近41%來自阿拉伯地區,大于2200萬人,這一數據幾乎是15年前的5倍[23]。這些弱勢群體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青少年和兒童。

  長期的流離失所導致青年無法接受良好的教育,這加深了強制遷徙的負面影響。以敘利亞為例,自內戰爆發以來,有90%的6~17歲敘利亞難民兒童和青少年失學。2013年,流離境外的280萬敘利亞難民中,只有不到35.9萬人接受了正規的小學或中學教育[24]。2014年,在約旦的敘利亞難民人口有約80萬人,扎塔里(Zaatari)難民營(最大的難民營,有近16萬難民)有記錄的中學入學率女生為24%,男生為15%[25]。在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總入學率為19%(青年男性為16%,青年女性為24%)[26]。與敘利亞內戰前的入學率相比,難民在收容國的失學情況十分嚴重。

  4. 阿拉伯國家青年飽受恐怖主義與極端化思想的危害與侵蝕

  近年來,全球各國都深受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的危害,阿拉伯國家更是成為恐怖與極端襲擊事件的頻發地。2000—2014年間,全球發生的恐襲事件共98242起,發生在阿拉伯國家的為26058起,占全球總數的36.1%,死亡人數占全球總數的43.68%[27]。該地區青年飽受恐怖主義與極端化思想的危害,但同時他們又成為這些極端組織與勢力的招募對象,由于青年普遍存在被排斥感和缺乏機會感,極易被這些組織宣揚的所謂“民主”“自由”所吸引,進而加入組織為其效力。如“伊斯蘭國”培訓兒童成為“哈里發國的新世代”,設立訓練營向15歲及以下兒童灌輸極端伊斯蘭圣戰思想,教導他們以消滅異教徒為人生目標,滿16歲則接受軍訓。在敘利亞有伊斯蘭國武裝分子綁架大批庫爾德族兒童,對他們進行洗腦,強迫學習極端宗教思想及觀看殺人和自殺攻擊影片,培育他們成為自殺式襲擊者。在當前非傳統安全因素不斷上升的背景下,若青年問題得不到重視與改善,極易與安全問題產生聯系,反而成為危害國家、社會安全的不穩定因素。

  三、阿拉伯國家政府對青年問題的治理與成效評估

  1. 阿拉伯各國制定青年政策,各國民間組織發起青年項目

  面對上述青年民生問題的挑戰,近年來,阿拉伯各國政府采取相應改革措施,如一些政府制定了國家青年戰略(見表4),涵蓋了青年政策的許多維度,包括移民、健康、教育、就業、文化、公民政治參與等,并由專門的部門負責實施與管理,但也有部分國家至今未制定專門的青年政策[28]。阿拉伯國家聯盟將青年問題作為發展問題的重中之重,并于2013年在開羅組織了阿拉伯青年峰會(Youth Arab Summit)。(續表)

  表4:各國國家青年政策與關注青年的公共機構
表4:各國國家青年政策與關注青年的公共機構

  資料來源:國家青年政策(National Youth Policy)數據庫,登錄時間:2018年9月3日,Youthpolicy.org。

  針對青年民生問題中最嚴峻的就業危機,阿拉伯國家制定了大量的就業與創業倡議,并由非政府組織參與實施。2007—2014年間,僅埃及就實施了超過180個青年就業相關項目[29]。2004年成立的因賈茲·阿拉比(INJAZ Al-Arab,意為“阿拉伯人的成就”)組織為阿拉伯世界的青年提供就業與創業培訓。2008年,卡塔爾的謝赫·莫扎·賓特·納賽爾王妃發起了西萊泰克基金會(Silatech Foundation,Silatech是阿語音譯,意為“你的聯系”),將阿拉伯青年與工作資源聯系起來,幫助他們開創自己的事業。

  2. 全球非政府組織、知名智庫高度關注阿拉伯青年問題

  近年來,阿拉伯地區的青年發展備受全球非政府組織、知名智庫研究人員的關注,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布魯金斯學會等機構通過成立研究小組、發起調研、發布報告、進行民調等形式密切關注阿拉伯國家青年的民生現狀,呼吁各國政府加大對青年的關注與投資。

  世界銀行2 0 0 7年發布的《發展與下一代》(Development and the Next Generation)報告稱,對青年的投資能促進經濟的增長,它的重要性在阿拉伯國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為突出,因為這里有世界上最多的青年人口和最高的青年失業率[30]。2009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與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合作發起了“阿拉伯世界青年”(Youth in the Arab World)倡議[31]。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了24份關注青年發展問題的國家人類發展報告,其中5份關于阿拉伯國家。世界銀行與國際勞工組織發起了多項倡議,包括“青年就業全球伙伴關系”(Global Partnership for Youth Employment)、“泰格伊姆倡議”(Taqeem Initiative,Taqeem是阿語音譯,意為“評估”),關注阿拉伯國際青年就業與自我評估[32]。

  世界銀行前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James Wolfensohn)離職后在布魯金斯學會創立了沃爾芬森發展中心(Wolfensohn Center for Development),加強對阿拉伯青年的研究。該中心2006年發起“中東青年倡議”(Middle East Initiative)研究青年民生問題,包括教育、就業、婚姻、住房、信貸,以及這些因素在年輕人的“等待期”(Waithood)中如何互相關聯。研究表明,阿拉伯青年在社會與經濟生活中持續被排斥。

  關于阿拉伯國家青年的民意調查較具影響力的分別是博雅公關(Burson-Marsteller)發布的《阿拉伯青年調查》(Arab Youth Survey)以及蓋洛普咨詢公司(Gallup)與西萊泰克基金會聯合發布的西萊泰克指數(Silatech Index)。

  3. 阿拉伯國家青年政策與青年項目實施效果不佳

  中東劇變爆發后,博雅公關2012年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中東地區年輕人最為關注的首要問題是“掙一份公平的工資并擁有一個家”。7年之后的調查數據表明,這一情況沒能得到顯著改善,經濟危機、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和失業問題仍然是當前青年主要關心的問題?梢,阿拉伯各國政府的青年政策與全球知名組織與機構的工作并未獲得預期的效果。

  導致這一情況的原因可能有四個。一是青年項目的目標設計與實際需求的差距。以阿拉伯國家發起的青年就業項目為例,其中大部分都只注重技術技能培訓以及軟實力培訓,真正與創業訓練、就業服務相關的內容只占所有項目的不到10%。青年無法通過就業項目獲得操作性強的指導與訓練[33]。二是因該地區青年原始數據缺乏給研究工作帶來巨大挑戰,影響了項目的推進與有效實施。2004年,世界銀行為年度旗艦報告做前期調研時,研究者們面臨一項巨大挑戰,即關于阿拉伯青年的原始數據太少,他們不得不在接下來的10年時間里收集大量關于青年的數據,但這影響了項目的正常推進計劃。三是阿拉伯國家官方對相關機構研究給出的政策建議回應較弱。大多數國家只是有限地在零散的幾個領域推行這些方案,而這些方案的規劃也只能部分滿足青年的需求。四是地區的政治不穩定導致項目中斷。前文提到的沃爾芬森發展中心發起的“中東青年倡議”,研究青年在社會經濟中被排斥的現象。隨著中東劇變爆發,這一項目在2011年停止了工作。

  在阿拉伯世界,65%的人口年齡不到30歲,青年民生問題不應被視為國家發展的負擔與障礙,而應是解決該地區發展問題的關鍵性著力點。在全球經濟不景氣導致青年民生問題空前嚴峻的形勢下,阿拉伯國家內部青年民生與社會結構性矛盾更為凸顯,若政府能將青年發展作為重中之重,并充分利用青年自身能力來推動發展進程,這些國家將取得飛躍性的巨大發展,并保證發展的持續與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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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中阿改革發展研究中心 上海外國語大學政治學博士后流動站
原文出處:陳越洋.中東劇變以來阿拉伯國家青年民生問題現狀與治理[J].中國青年研究,2020(11):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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