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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老人非婚同居期間財產的法律缺陷和建議

時間:2020-11-09 來源:湖南警察學院學報 本文字數:9078字
作者:周利民,周旭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

  摘    要: 近年來,非婚同居逐漸成為老年人實現老有所伴的捷徑。由于老年人的利益訴求不同于一般年輕群體,非婚同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其特殊需要,進而獲得老年人青睞。然而,由于我國在非婚同居雙方財產的定性及分配等領域法律出現了真空狀態,為確保老年人合法權益,立法應當引導老人對其財產做出法律安排,并通過實施約定財產制、賦予非婚同居老年人繼承權等措施,為老年人非婚同居期間雙方的財產提供法律保障。

  關鍵詞: 老年人; 非婚同居; 同居財產; 法律保障;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phenomenon of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shortcut for the elderly to realize the dream of old age.Because the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young people in general,the pattern of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meets their special needs to a certain extent,and they are favored by the elderly people in various countries.However,due to China's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in the property of the qualitativ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field of law has emerged a vacuum.Therefore,in order to ensure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the legislation should guide the elderly to make legal arrangements for their property,and provide 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property of both parties during the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d property system and the granting of inheritance rights to the unmarried cohabiting elderly.This article will start from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non-marital cohabitation,combin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pularization,the cohabitation of both parties and their children are concerned about property issues.Then,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regulation problems before and after cohabitation and inheritance,and then gives the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reasons to ad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property.

  Keyword: marital cohabitation; elderly people; cohabiting property; attribution of property;

  一、老年人非婚同居的界定

  非婚同居,從字面上講,就是沒有結婚而生活在一起。這是一個字面上的解釋,由于我國現行的婚姻家庭法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因此,在法學界對這一概念是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觀點:張民安提出:“非婚同居,是指男女雙方在法律規定的時期內建立起共同生活體而無婚意的一種同居 ”。[1]高留志認為:“非婚同居,應當是指一男一女在未締結婚姻的情況下,像夫妻一樣共同生活的事實狀態”;[2]此外,部分學者認為“非婚同居”與“同居”之間并無實質差異[3],主張“同居并不是指姘居、有配偶的人與他人同居這些為社會公益所禁止的情況,而是指符合婚姻實質條件的男女結成共同生活體、無婚意的結合 ”。 [4]以上三種觀點從不同的角度界定了“非婚同居”,或多或少地觸及了“非婚同居”的內在特征,但并未揭露本質。事實上,“非婚同居”即男女雙方自愿、持續穩定地共同生活且未締結婚姻的關系,這種關系必須得到群眾承認,由此可將其概念予以適當擴展,所謂事實婚姻、婚前同居與無婚意同居皆可囊括在內。然而,由于老年人屬于非婚同居主體中的特殊人群,故我們將以年輕人為比較對象,對其內涵進行一定分析,以求深入理解老年人非婚同居所具備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同居原因方面,年輕人非婚同居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為自身的婚姻做生活上的準備與體驗,即所說的試婚行為。二是追求自由且新奇的同居生活,獲得心理上的滿足。故促使年輕人非婚同居更多來自個人意愿的驅使,沒有太多的外力壓迫。而相較之下,老年人非婚同居并不僅僅源于對這種生活方式的喜愛。實際上,締結婚姻所遭遇的重重阻礙才是迫使老年人選擇非婚同居的重要誘因。

  第二,在生活目的與內容方面,年輕人的非婚同居模式同正式的婚姻并沒有實質區別,具有性與共同生活的雙重需要。而老年人非婚同居所追求的并非完全是性需求上的滿足,其注重的更多是生活意義上的共同居住、彼此照顧,其中不乏精神撫慰元素的存在,也正因如此,老年人非婚同居往往具備較強的穩定性與持久性。故在實務中不應單純以是否發生性關系作為同居的標準,而應以是否存在實質上的共同居住與生活關系作為參考憑借。
 

保障老人非婚同居期間財產的法律缺陷和建議
 

  第三,在年齡界限方面,年輕人非婚同居的年齡界限相對容易確定。根據我國法律對老年人年齡的界定,在六十周歲以下的男女雙方所形成的非婚同居關系均可定義為年輕人間的非婚同居。而與之對應,老年人間的非婚同居至少應有一方達到六十周歲。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非婚同居并不要求同居雙方都要達到六十周歲:考慮到其同居關系的實質影響,一方達到六十歲與雙方均達六十歲并無過大差異。因此,在這里將一方為老人、另一方為“非老人”的情形納入研究范圍符合情理。

  第四,在同居關系的具體內容方面,老年人非婚同居將涉及更為復雜的人身財產利益。具體而言,諸如贍養與扶養義務的分配、遺囑的承繼等問題都不是非婚同居的年輕人所關注的重點。相比之下,非婚同居的老年人對這些權益的訴求更具緊迫性。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自身在同居前已經具備一定財產,故其自身對同居后財產權的享有等問題的關注度也相對小于年輕人。

  最后,也正是在這些特征的驅使下,在非婚同居的老年人群體中衍生了“搭伴養老”的特殊生活方式[5]。所謂搭伴養老,指的是達到一定年紀的老年人為晚年生活的幸福與安逸,而以非婚同居的方式相互扶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規避子女贍養、財產分割等敏感話題,而這也是非婚同居老年人不同于年輕人的重要體現。

  二、老年人非婚同居的現狀與原因

  我國已完全步入老齡化社會,然而老年人的婚姻狀況卻不容樂觀。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78億,占總人口的13.32%。其中喪偶老人的數量為4747.9萬人,占26.89%,單身老人的數量為311.68萬人,占1.78%。顯然。我國處于人口老化、老人獨居的獨特發展軌道上,社會負擔也日益加重。據有關資料統計:全國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喪偶或離異并有再婚的可能,但實際上再婚率還不足3%。目前,有4000 萬左右的喪偶老人,其喪偶比例已達30.6%。[6]這些數據都警醒著老年人再婚之路的艱難與曲折。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老年人非婚同居潮流的興盛。數據表明,具有再婚意愿的喪偶老人再婚率僅為一至兩成,而有相當一部分通過非婚同居的形式實現了夙愿。[7]而且,隨著個人觀念的變革與家庭壓力的增長,這一趨勢將有增無減。

  眾所周知,婚姻是當今社會大眾所普遍認同的正當同居形式。然而,眼下以締結婚姻來實現共同生活的途徑卻并不受老年人青睞,其緣由是多樣的。具體而言,老年人之所以選擇未婚同居,主要存在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子女對其的反對與干涉。作為已入暮年的老人,往往均已為人父母。出于對子女的關心與父母固有的責任感,老年人在尋覓伴侶時多會考慮到子女的意見。時下,中國社會普遍存在子女干涉父母婚姻的現象。面對父母的再婚,子女往往有自己的想法:例如老人結婚后是否會一如既往地偏愛自己?將外人引入家門是否違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傳統習慣?此外,最為敏感的還是財產的分割問題。眾所周知,對逐漸邁入人生后半程的老年人來說,如何分配財產、使身邊的親友得到適當的繼承與補償是其晚年必須考慮的問題。對于許多獨身老人而言,其子女本就已為其擁有的財產相互爭執乃至面紅耳赤,現在又引入了一位同自我存在特殊關系的人來“分一杯羹”。如此,更為激化的競爭勢必引來子女的強烈抵觸,甚至忽視親情的維護與孝道的遵守。面對父母再婚,子女往往動輒吵鬧不休,甚至大打出手以捍衛自身“權益”。而精力嚴重退化、不忍家庭分裂的老人們大多忍氣吞聲,放棄對自身幸福的追求。與之相對應,缺少婚姻財產制度束縛的非婚同居模式則大大縮小了財物方面的分割風險,在相當程度上打消了子女的顧慮,也較為充分地滿足了老年人尋找搭伴伴侶的精神訴求。因此,子女的阻撓成為老年人拒絕正式婚姻,轉而以非婚同居的方式實現晚年生活的重要因素。

  第二,傳統思想的潛在影響。在中國這個輿論盛行的社會,大眾觀念往往對個人行為存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對于歷經了滄桑一生的老年人而言,誰都不想因追求愛情而受到他人的非議。的確,長期流傳的儒家禮教思想已深深植入人們的頭腦之中。在大多數人的印象里,喪偶的老人理當負有為配偶“守節”的道德義務,這在現代已擴散到了所有的性別群體。對于離婚的老人而言,則更多地被貼上“踏實安逸”“不惹是非”的“理想”標簽。似乎在公眾眼中,老年人就不該再生婚事。一旦其締結正式婚姻,往往會被冠以“老不正經、節操失守”的不當評論。這對于承受能力薄弱的老人而言無疑是巨大的傷害,也直接阻礙了其通過再婚形式實現晚年幸福。另一方面,由于非婚同居的行為不需要正式且公開的婚姻形式,故不易為外人所察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被大眾非議的風險,故老年人選擇非婚同居也有社會傳統思想的潛在作用。

  第三,出于再婚后子女不再贍養的隱患考慮。眾所周知,老年人隨著身體的日漸衰老,大多已喪失了主要的勞動能力,即便仍在工作者也是日薄西山。因此,子女的贍養對于老人而言就顯得極為重要。在某種程度上,子女直接決定了老人的生存條件。這樣的處境直接導致了老人在其重要私人事項的決定中不得不考慮子女的意愿,以便于能夠及時接受年輕人的適當贍養,實現安度晚年的美好夙愿。前述已經提及,當今社會普遍對于老年人再婚持猶疑甚至反感態度。故一旦老年人選擇再婚,那么勢必引起子女內部的軒然大波,從而極有可能釀成子女對贍養老年伴侶的消極態度。盡管贍養父母是成年子女無可爭議的法律義務,但種種證據表明,這樣的義務在現實社會中并不會得到完美的實現,這與老人個人財產的分割與家庭日常相處的狀況息息相關。故老人在權衡利弊后,放棄婚姻而選擇非婚同居的行徑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老年人非婚同居期間財產問題的法律缺陷

  (一)非婚同居當事人財產的性質劃分及同居前的分配制度并不完善

  顯然,非婚同居老年人相對于一般群體在財產劃分上具有獨特屬性。主要體現為老年人往往在非婚同居前便擁有一定財產。這就給其法律規制提出了難題:如何合理地區分同居前后的財產并加之區別對待,從而設計出恰到好處的法律規范?顯然,這些問題的規定在我國的婚姻家庭法規范中仍處真空狀態。對于同居雙方財產的性質劃分,法律并沒有給出明確的時間點抑或區分標準。譬如同居多久才算屬于同居期間財產,該以共同生活還是性關系的形成作為財產屬性的劃分標準等問題都亟待立法予以明確。除此以外,比照我國婚姻法律規范的有關規定,法律對婚前財產進行了較為明確的歸屬定性,對這些財產該給予何方則作出了全面且相對合理的劃撥判斷。例如《婚姻法》就對婚前財產的歸屬給出了結論,即婚前財產一般歸各自所有,除非雙方有合法自愿的分配協議。這就明確了婚前財產的分配問題,也有助于婚后財產的明晰與劃分。然而,在非婚同居領域卻難以窺見這樣完整的規范保障。故要想構建較為完善的非婚同居財產分配體系,就有必要參照婚姻制度中財產劃分方法(當然不是照搬,二者在形式和內容上存在實質區別),在給出區分同居前與同居期間的財產的標準(如同居五年以上即可認定進入“同居期間”的時間標準)的同時,對同居前的財產作出明確的所有權分配,以打消老人與子女的顧慮。

  (二)非婚同居當事人同居期間的共同財產歸屬不清

  非婚同居當事人的共同財產主要指彼此在共同的生活與勞動期間所獲得或積累的財產。由于非婚同居關系不同于婚姻意義上的權利義務關系。故雙方的財產問題就成為亟待明確的爭議焦點。

  關于同居雙方的財產分配,一些普通法系國家否認非婚同居雙方擁有共同財產權,以此簡化當事人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并尊重婚姻制度的純正地位。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承認非婚同居(尤其是老年人間的非婚同居)雙方的共同財產權利,以此穩定家庭關系、維護雙方切身權益。如瑞典財產制中的“推遲共有制”、前南斯拉夫財產制中的“不當得利共有制”以及美國許多州所規定的共同財產制度等。這些法律規范都為非婚同居雙方共有財產制的實現做出了貢獻。顯然,在老年人這一特殊群體中,雙方共有財產的落實既有助于密切彼此的權利義務關系,也有利于贍養義務的實現,從而規避許多潛在的家庭矛盾與沖突:比如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雙方子女因贍養義務分配不當而引發的矛盾、減輕彼此生活壓力等。因此,有必要在規范層面承認雙方共同財產制,以合理的尺度與分配方法規定雙方共同財產制的具體細節,以促進非婚同居關系的發展與完善。

  目前,我國對于非婚同居期間的共同財產問題缺乏完善的規定。首先,在性質確定上存在瑕疵。根據我國的司法實踐,對于同居財產的處理大多仍參照非法同居關系,這顯然于理不合;其次,我國現行法律對于同居財產的規制也不全面。根據最高院發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對于同居期間雙方共同所得財產,則按共同財產處理。但對于一方所得的個人財產則未做出規定,此為規范上的缺陷;最后,我國在實踐中還參照了民法中的一般合伙財產制度以實現共同財產的分割,但這種做法過于合同化、標準模糊,忽視了同居雙方的情感照護義務,不利于和諧生活目標的實現。綜上所述,在非婚同居共同財產的歸屬上,我國尚需在立法層面做出不懈努力。

  (三)非婚同居當事人之間的遺產繼承缺乏法律依據

  在婚姻關系中,除了婚前與婚后財產同夫妻雙方的個人利益關系密切外,對于遺產的繼承同樣是自身乃至各自的家人所關注的重心。而比照非婚同居雙方,由于其財產歸屬更不明確,故對于遺產的爭奪是空前激烈的。畢竟,遺產分配不同于一般的財產分割,其發生于老人離世以后,本人無法進行居中調停。故其家人對于財產繼承的爭端將難以遏制。此外,遺產的劃分也是同老年人的子女關系最為緊密的。因此,從法律層面明晰非婚同居當事人及親屬的繼承權的社會意義不言而喻。

  在學理上,不具有法定關系的當事人本無權享有遺產繼承權。非婚同居當事人本身并非合法意義上的夫妻,自然也就不享有相應權利。然而,片面否定同居雙方的遺產繼承權并不利于家庭關系的和睦與對弱者權益的維護。事實上,對于這一權利的承認早在古羅馬時期就已顯現端倪:根據古羅馬的優帝新敕,姘居雙方在一定范圍內享有遺產繼承權。[8]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律也規定在一定條件下,非婚同居雙方當事人間擁有部分繼承權。由于社會關系日趨復雜,適度遺產繼承權的規定將有利于處在法治灰色地帶的非婚同居當事人,特別是風燭殘年狀況下的老年人得到合理的權益保障,值得立法者為之思考與改革。

  四、保障老年人非婚同居財產的建議

  (一)保障老年人婚姻自由,維護其合法權益

  無論社會對于老年人再婚存有多么強烈的非議,但老人的婚姻自由畢竟是其作為社會公民無可爭議的固有權利。這在我國《憲法》、《婚姻法》與《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都得到了印證:我國《婚姻法》第二條明確規定,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合法權益!独夏耆藱嘁姹U戏ā返诙粭l也規定了保護老年人的婚姻自由。而我們認為婚姻自由所指向的絕不僅限于其再婚的行為不受到外界的不當干涉,而是在更廣泛的層面享有自由尋找伴侶并共同生活的自由,并不局限于自由締結婚姻。具體而言,即老人在尋找生活伴侶時,應當能自我決定、自由戀愛、自主同居,而不能受到子女利益的過多掣肘。為此,我國理當在宣傳教育領域加大投入。利用大眾傳媒的力量著重宣揚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同時還可開辦相關教育講座,推進普法工作的順利進行。在潛移默化的信息影響中轉變大眾對于老年人婚姻的反感態度,進而確;橐鲎杂。

  (二)引導老年人在非婚同居之前對財產作出法律上的安排

  財產問題一向是家庭矛盾的主要來源。法律規制的模糊屬性更加劇了非婚同居家庭在這一問題上的爭議。因此,我們認為與其坐等同居關系確定后陷入分配不均的尷尬境地,不如在共同生活之前,便以法律的形式固定雙方各自的財產歸屬,這也有利于打消各自子女的潛在疑慮。譬如,老年伴侶可以事先通過遺囑、遺贈或不動產登記等方式確定財產所有。這也是老人為保證非婚同居財產安全所做的預防準備。倘若能夠以適當的方式將關鍵財產的所有權及時予以明確,那么雙方家庭也就能更為安心地支持老人尋求自我的幸福。

  因此,我們認為政府機構與社會自治組織(如居委會、村委會等)應充當老人財產明確的引導人與協助者的角色。既通過宣傳和交流鼓勵老人及時對財產作出法律上的安排,同時也可以幫助老人及時列出各項可能涉及家庭重大利益的財產,如房屋、積蓄等,并給出保障其所有權的處理建議,如及時明確產權所有人、購買保險等。唯有如此,方能穩定同居前個人財產的屬性,進而降低這些財產引起家庭混亂的風險。

  (三)鼓勵老年人在非婚同居前簽訂約定財產制協議

  針對同居老人在同居期間所產生的財產,其處理相對而言更為復雜。在法律體系尚難以形成完整且被大多數人信服的保障制度背景下,老年人不妨主動出擊、簽訂約定財產協議,以對非婚同居后的財產做出自覺自愿的分配。

  具體而言,針對同居期間所獲財產的分割方式是可以相對靈活的:可以是按男女雙方各自的貢獻進行比例劃撥,也可以視彼此的家庭情況進行照顧,甚至由一方放棄對于“共同財產”的所有也未嘗不可。究其原因,選擇非婚同居的老人們既然舍棄了擁有完善法律財產保障的婚姻模式,其對于財產的占有一般并無過多奢求。而作為生命即將走到終點的個人,在晚年選擇“黃昏戀”,更多的還是追求精神與生活上的滿足與照護。況且作為各自擁有家庭的家長(至少大多數老人還擁有子女親人),其往往在同居前便擁有足夠的積蓄與經濟支持作為養老支撐。更何況我國社會保障與養老制度正處于快速發展的軌道之上,老年人并不需要通過非婚同居來解決生活開支問題。因此,對于同居期間所產生的財產,老人們應當以謙讓態度進行分割,以維持家庭關系的穩定和諧。倘若因同居后的財產分配問題而斤斤計較、以致損害家人的感情,那么反而有可能阻礙子女贍養義務的履行,進而產生經濟問題,最終得不償失。

  當然,倘若老年伴侶能夠就同居后的財產分配達成一致意見且不引起過多親人反對,那么雙方也可以采取目前喪偶老人所選用的典型模式——搭伴式養老。即雙方既可以在生活支出與收入收取上實行AA制,也可以將開支與收入完全轉歸男方或女方。當然,具體的分配比例與操作流程還需結合家庭的實際情況進行深入調整。

  總體而言,對于老人們的這種約定財產分配協議,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與損害社會公益,法律就應當認可其效力。畢竟,假如這種協議的形成能充分尊重各方意愿的話,完全有助于安撫老年人家庭、保護主體的合法權益。國家機關與社會組織也理當加強輿論方面的導向支持,推動約定財產制發揚光大。

  (四)建議《繼承法》賦予非婚同居老年人相互享有遺產繼承權

  前述已經提及,對于遺產繼承權的授予將有利于穩定家庭關系,故在雙方沒有事先作出相應財產安排的前提下,有必要構筑合理的遺產繼承體系。

  目前,我國《繼承法》主要規定了五種遺產移轉的方法,分別為:扶養協議、遺贈、遺囑繼承、法定繼承、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遺產處理。在這些遺產轉移方式中,并沒有關于非婚同居雙方互相繼承遺產的專門規定。因此,我國有必要在遺產分割上授予當事人及其部分親屬以繼承資格,同時輔以遺贈協議、遺囑繼承兩種方式作為調節因法定繼承而引起分配爭議的潤滑劑。綜上,對于財產繼承體系的構建將成為非婚同居法律體系夯實的關鍵所在。在這里,也許有人認為對于非婚同居人繼承權的授予將沖擊現有的繼承法體系,造成不必要的混亂。此外,將非婚同居人納入繼承權利人范疇將自然地產生其親屬的繼承權授予判斷問題,增加立法上的規制成本,以致釀成更大的糾紛。但是,既然要構建非婚同居行為正當化的完整法律體系,立法上的成本耗費乃是必然之事,不可作為回避理由。此外,作為婚姻家庭關系個人財產權益的重要組成部分,繼承權對于雙方而言都不可或缺。對于一方死后的繼承權歸屬則是涉及眾多家庭成員利益的關鍵所在,理應在法律層面打開繼承權授予的窗口,至于雙方當事人是否接受,則可根據各自實際進行意思自治的協定?偠灾,繼承權可以自愿放棄,但在規范層面卻不可忽視此資格的授予,這對于重視情理的中國社會而言至關重要。

  (五)參照婚姻關系、構建與同居財產相匹配的債務承擔制度

  既然是為同居老年人設計財產保障體系,不得不提的便是債務的承擔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認為可以參照正式婚姻關系中的債務責任分配體制。如對于同居一方同居前所欠債務,則應由其個人承擔;而對于同居期間產生的債務,如果不能證明是因個人的行為所產生的,則應當參照民法的相關規定,由同居雙方共同承擔連帶責任,這也體現了對善意第三人的保護。值得一提的是,對債務的承擔義務應與同居方所享受的財產權利相匹配,以體現公平原則。譬如倘若同居雙方約定同居期間所得財產歸于一人所有,那么擁有財產一方理當承擔同居期間產生的全部債務,除非另一方惡意欠債。當然,實際中還存在一方家庭困難、需要給予適當照顧等特殊情形,故這一原則的貫徹并不是絕對的。因此,要想充分保障非婚同居老人的財產權益,以婚姻制度為模板、與財產分配制度相匹配、同時兼顧特殊群體利益的債務承擔體系將發揮積極作用。

  結語

  作為社會熱點與老年人緩和家庭沖突、追求幸福的重要方式,老年人非婚同居仍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挑戰現行的法律制度與大眾內心的道德底線。而本文便在此情境下,通過相應概念的揭示闡述了其行為在當今時代背景下的合理與合法性所在。然而,正如婚姻一般,非婚同居不僅僅是兩個老人的結合,更是兩個家庭的結合,其生活矛盾的滋生幾乎難以避免。在如今同居關系仍不為官方乃至相當一部分社會群體所認可的大環境下,我國要想實現老人非婚同居合法化,尤其在財產分配與繼承等敏感問題上調和矛盾,仍需在立法、施法乃至社會價值觀的培育等方面做出持久而艱辛的努力,尤其應區分非婚同居與非法同居等行為的性質界限,而不可簡單同化,以滿足老年人的正當生活需求,從而推動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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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處:周利民,周旭.論老年人非婚同居財產問題的法律保障[J].湖南警察學院學報,2019,31(06):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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