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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拆遷中運用協商民主面臨的挑戰及建議

時間:2020-11-17 來源:行政管理改革 本文字數:9633字
作者:楊守濤,姚震 單位: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北京行政學院)領導科學教研部 自然資源部中國地質調查局發展研究中心

  摘    要: 作為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協商民主是征收拆遷工作應有之義。在征收拆遷工作中,有必要優先協商、充分協商,以發揮協商民主的促進作用。然而,就目前實際情況來看,盡管征收拆遷協商已有豐富實踐經驗,但也面臨嚴峻挑戰。主要體現為協商意愿不強、協商深度不夠、協商合作不優、協商環境不佳。為進一步做到優先協商、充分協商,以便更好發揮協商民主在征收拆遷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從把握邊界、完善程序、提升素養、引導群眾四個方面健全完善協商機制。

  關鍵詞: 協商民主; 征收拆遷協商; 征用權;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ay of effecting Party leadership,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the deserved meaning of land expropriation. In order to make the expropriation more successfully,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priority to deliberation and deliberate fully. However, as far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concerned, although the deliberation is widely practiced and plays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xpropriation, the challenges it faces are equally unquestionable. The main challenges have four aspects, namely weak willingness to deliberate, insufficient deliberation depth, poor cooperation, and bad deliberation environment. For the purpose of better deliberation, the article gives some advices, which include grasping the deliberative boundary, improving the deliberative procedures, enhancing related subjects' deliberative literacy, and guiding the public effectively.

  Keywor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Land Expropriation; Deliberation; Expropriation Power;

  引言

  作為一種廣受關注的現代政治理論,協商民主在我國和西方有著不同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我國的協商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源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實踐”。[1]目前,在協商民主的實踐運用中,也涉及到征收拆遷工作。黨和政府相關政策文件多次間接或直接地提及征收拆遷的協商機制。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明確強調,鄉鎮、街道要“圍繞本地城鄉規劃、工程項目、征地拆遷以及群眾反映強烈的民生問題等,組織有關方面開展協商”。同時,在征收拆遷實踐中,盡管多數人都感受到了協商的困難和問題復雜性,但都不否認協商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方式,甚至有了“去協商,往往很難協商得通,但不去協商還能怎么辦呢”的感慨。還有研究者提出,“破解拆遷難題與完善基層協商民主密切相關”。[2]
 

征收拆遷中運用協商民主面臨的挑戰及建議
 

  本文在梳理相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主要采取個別深度訪談、集體座談研討、實地觀察走訪、問卷等方法開展調查研究。截至目前,已對涉及征收拆遷工作的相關住建部門、重大項目指揮部辦公室、房管部門、征收拆遷部門、建設工程實施方、鄉鎮(街道)、村(居)開展調研近7個月,包括個別深度訪談10次、集體座談研討10次、實地觀察走訪17次、微信征集初稿修改意見6人/次、專家集中指導初稿座談1次、稿件再修改意見征集2人/次;此外,發放問卷590份、回收572份,有效問卷560份。

  一、文獻梳理與評價

  在本文中,協商民主在征收拆遷工作中的運用簡稱征收拆遷協商。盡管征收拆遷協商既是政策要求,也是現實需要,但關于它的研究并不多見,目前的有限文獻主要涉及四個基本問題。

  首先,間接討論征收拆遷協商是什么。征收拆遷協商究竟意味著什么,現有文獻并沒有直接而明確地討論。有的文獻通過強調“以協商化解拆遷矛盾”或類似簡略觀點的方式間接提及征收拆遷協商的內涵。[2]有的則在對協商民主這種公共事務治理方式作簡要闡述后,結合研究對象間接提及征收拆遷協商。如一篇討論舊城改造的文章指出,“‘協商’活動貫穿整個改造過程”。[4]

  其次,指出征收拆遷協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征收拆遷工作,本身就內含了公權力與群眾權利之間的對立統一。[5]在公益性征收拆遷中,必然伴隨著對土地的公共需要與土地上生產生活的群眾對自身私人財產權的保護之間的矛盾。[6]而目前,沒有一種制度設計在征收拆遷中能很好地同時滿足各方主體的需求,需要靜態前置制度和動態政治互動制度的共同改進,其中動態政治互動制度的改進就需要運用協商民主。[2]同時,協商民主的運用也是可能的,因為征收拆遷事務多數是以物質利益為核心的事務,這決定了它具有很高可能性通過協商的方式溝通解決。[2]

  再次,強調征收拆遷協商的艱難性。盡管征收拆遷協商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付諸實踐卻是相當艱難的。有文章列舉了利益主體碎片化、“釘子戶”問題、不可信性三個方面的難題。[4]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征收拆遷協商過程也是一個議價過程。隨著時間推移,議價過程的遲滯將會造成最終交易價格的提高,抬高征收拆遷成本。[10]

  最后,提出更好地進行征收拆遷協商的對策建議。針對征收拆遷協商難題,目前也有一些研究提出了應對建議。一些研究圍繞某一個點專門討論,比如一篇文獻基于不完全信息的角度認為,政府部門要充分掌握被征收拆遷對象的信息,提出的方案才能讓各方都接受而避免沖突。[11]一些研究則提出了包括更多內容的對策建議,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在協商范疇內作分析,比如前述那篇討論舊城改造的文章提及了賦予平等協商地位、整體規劃協商流程、搭建中間社會組織協商平臺、制定促成行動的制約性協議四點建議。[4]第二類則突破了協商范疇,進行了更寬視角的分析,比如一篇博士論文在討論某鎮案例后提出完善法律法規、提高農民的文化資本、落實農民的話語權、公共領域要堅持科學民主決策、發揮大眾傳媒的作用、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作用等建議。[13]

  以上研究成果具有顯著的實踐意義與理論價值,為本文研究的開展提供了重要理論參考和文獻支持。但由于立意需要有所聚焦、整體研究氛圍的不成熟等客觀原因,這些文獻也為本研究的開展預留了可拓展討論的空間。第一,間接而簡略地闡述的研究較多,直接而明確地提及在征收拆遷中運用協商民主的研究較少。第二,對征收拆遷中運用協商民主的意義和必要性闡述不夠。第三,對征收拆遷協商艱難性的多數討論,實際上是在討論征收拆遷本身的困難,對策建議的體系性、邏輯性、可操作性也有待加強。

  二、征收拆遷需要協商民主

  協商是征收拆遷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補充工作形式,是指在黨的領導下,征收拆遷工作相關主體之間以理性對話為基礎的商量過程,包括政府各部門間的協商、政府相關部門與建設單位等機構間的協商、各部門及機構與被征收拆遷對象間的協商、各部門及機構與被征收拆遷對象及其他群眾代表都參與的協商等多個層次。在多層次的協商中,以后面兩個層次為主,且第三個層次最為常見。而第三個層次既有與個體或部分被征收拆遷對象的協商,也有與特定項目全部被征收拆遷對象的協商。為使征收拆遷工作更為順利地進行,需要在有限時間內優先協商、充分協商。

  第一,征收拆遷工作本身具有協商屬性。征收拆遷本質上是征收拆遷組織者、被征收拆遷對象、征收拆遷實施方等若干主體之間的一種互動,是伴隨著征收拆遷而來的高額利益的一種分配及平衡,是對人民內部矛盾的有效和妥善處理。多主體互動、利益分配與平衡、矛盾處理的特征都表明,征收拆遷工作本身就內含了對溝通以及對話的需要,也就是征收拆遷工作本身具有協商屬性。這種屬性,決定了協商在征收拆遷工作中即便不能成為決定成敗與否的關鍵因素,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在征收拆遷工作中運用協商,是黨和政府有關政策的要求。綜覽我國涉及征收拆遷的系列政策文件可以發現,最早的代表性文件應該是1953年政務院公布的《國家建設征用土地辦法》。自此至今,先后印發過若干政策文件,這些政策文件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地提過一些關于協商的原則性主張。包括早期《國家建設征用土地辦法》中的“向群眾進行解釋”“商得當地人民委員會和土地所有者的同意”等提法,也包括現行《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中的“組織由被征收人和公眾代表參加的聽證會”“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由被征收人協商選定”等內容。此外,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一些政策文件還明確提出將協商民主運用于征收拆遷工作,如引言中提及的《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的有關規定,又如民政部《關于深入推進城鄉社區協商工作的通知》將征地拆遷納入協商目錄。雖然以上政策內容都是一些原則性要求,但至少說明在征收拆遷中運用協商是黨和政府有關政策的要求。

  第三,在征收拆遷工作中運用協商,是做好征收拆遷工作本身的現實需要。首先,要形成一個質量優、各方認同度高的征收拆遷方案,就必須全面、準確、真實、細致地考慮征收拆遷工作方方面面,而這些都需要協商的過程,需要通過協商匯集各方視角與智慧。特別是在一些具體問題沒有政策明確說明的時候,更要發揮好協商民主的作用,以便最終形成好的征收拆遷方案。其次,深入而有效的協商,可以讓征收拆遷的實施阻力盡可能小、過程更順暢,從而讓征收拆遷的整體效率更高。再次,深入而有效的協商還能盡量減少征收拆遷工作結束后的各種衍生問題,確保后征收拆遷工作的順利進行。

  第四,在征收拆遷工作中運用協商,是人本拆遷的體現,是在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調研中,一個普遍的說法是,“人民群眾民主意識、法治意識、權利意識都增強了”。他們對自身的合法合理利益、對自身受重視受尊重的情況更加在乎。那么,他們的各種意識,以及他們所在乎的方方面面,必然有恰當和不恰當之分。恰當與否,需要通過協商來辨明。另外,協商的過程,本身也是一個尊重的過程。所以,調研中有人提出,“協商,至少代表了我們對他們的尊重,我們在以他們為本、以他們為中心”。

  第五,在征收拆遷工作中運用協商民主,也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一些普遍實行土地私有制度的西方國家,土地私有制度并沒有否認國家對土地的征用權。正如奧格斯所指出的:“從來沒有哪個制度否認過政府的征用權”。[14]不過,綜觀西方國家的征收拆遷工作,在程序上都特別強調與協商民主相關的一些要求,比如對征收拆遷公益性的論證,以及普遍存在的征收拆遷聽證。盡管西方國家土地是私有的,這和我國土地國有或集體所有不一樣。但在土地征用過程中,體現于公益性論證、聽證等實踐中的協商理念與協商思維甚至是一些具體協商方法,和我國對征收拆遷工作中運用協商的強調是有相通性的。

  三、征收拆遷中運用協商民主面臨的挑戰

  目前在征收拆遷實踐中,協商民主的運用已廣泛存在。比如北京市順義區“棚改黨群議事廳”、成都市棚改中依托“自治改造委員會”的居民自治改造、大連市甘井子區棚改中的“專家論證、集體決策”,都體現了豐富的協商民主因素。這些實踐雖然還不是很成熟,但卻代表著邁向成熟征收拆遷協商的重要進程。更重要的是,這些實踐也在促進征收拆遷順利進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征收拆遷協商也面臨著一個嚴峻問題,即遭遇挑戰而有效性不高。

  (一)征收拆遷協商意愿不強

  征收拆遷協商意愿,指征收拆遷中各相關方在面對分歧甚至矛盾時,是否愿意優先溝通對話、是否愿意借助溝通對話以促進分歧與矛盾解決。這種意愿的有無及強弱,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征收拆遷協商能不能發起,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后續的征收拆遷協商效果。然而,目前的征收拆遷協商意愿總體上不強。在問卷調研中,關于“在征收拆遷中,您愿意協商嗎”這一問題,選擇“非常愿意”“愿意”“不愿意”“堅決不協商”者各占百分比為15.33%、29.67%、32.33%、22.67%。這一情況,可以通過圖1直觀展示如下。選擇“不愿意”和“堅決不協商”者所占百分比之和竟高達55%。

  概括而言,征收拆遷協商意愿不強的情況,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方面,少部分被征收拆遷對象無心協商、傾向于“耗著”,在一些事關大工程、大項目中往往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就征收拆遷相關實施方來說,一些人因受以往工作中的成見或先入為主的偏見影響,覺得即便自己想協商群眾也不愿協商、認為自己一廂情愿促進協商是徒耗精力。

 。ǘ┱魇詹疬w協商深度不夠

  協商深度所描述的,是征收拆遷中借助協商的方式呈現出來的信息程度。從簡單的表達訴求與表明主張,到更進一步的闡述訴求與主張背后的深層次理由,再到說清這些理由的合理合法性與現實可行性,征收拆遷協商深度不斷提高。成功的征收拆遷協商,必然是有深度的?涩F實中,在有協商意愿、能發起協商的征收拆遷工作中,有時也難以深入協商。關于“根據您的征收拆遷協商經歷,目前的協商主要達到了什么目的”這一問題,選擇“了解到對方要什么或能給什么”“了解到對方要或給的理由”“了解到要或給的合理合法性與現實性”和“其他”者各占百分比為41.67%、31.33%、9%、18%。這一情況,可以通過圖2直觀展示如下。

  圖1 對“在征收拆遷中,您愿意協商嗎”的回答情況
圖1 對“在征收拆遷中,您愿意協商嗎”的回答情況

  上述數據表明,目前的征收拆遷協商,通常只是“了解到對方要什么或能給什么”,更深入的情況則比較少。征收拆遷協商深度不夠的主要體現有兩點:一是,已發起的協商難以繼續,常因訴求被認為極不合理或能給出的條件被認為不夠理想而中止,甚至陷入僵局;二是,協商中往往只了解到要什么、能給什么,卻很少深入到為什么要、為什么只能給那么多,觸及到所要的所能給的及其合法合理性辯駁的情況更是少之又少。

 。ㄈ┱魇詹疬w協商合作不優

  征收拆遷協商的成功,需所涉及到的各方主體有合作精神與協作行動。這種合作精神與行動,首先要在各類主體內部發揮作用、形成理性的一致,才有助于各類主體間的理性溝通與討論。目前的現實情況是,無論是在被征收拆遷對象內部,還是在相關實施方,以及媒體與觀察和評價人士那里,協商合作都存在問題。調研數據顯示,關于上述三方面,勾選“很高”和“高”所占百分比之和分別是57%、59%、30%。其中,第三方面的情況最不樂觀,勾選“很高”“高”“不高”和“很難”者各所占百分比為13%、17%、45%、25%。這一情況,可以通過圖3直觀展示如下。

  合作不優主要體現為:一方面,被征收拆遷對象協商合作不優,家庭矛盾、鄰里矛盾、利益群體分化等因素往往導致難以形成理性認識;另一方面,相關實施方協商合作不優,政策宣傳解釋口徑的一致、補償與補助及獎勵標準的堅守等時常受影響;再一方面,部分媒體與觀察和評價人士的選擇性、不完整性報道與言論,形成了對抗而非對話氛圍。當然,被征收拆遷對象與政府部門及其他相關實施方之間的合作不優,則是不言而喻的。這在前述討論協商意愿時已有所體現。

  圖2 對“根據您的征收拆遷協商經歷,目前的協商主要達到了什么目的”的回答情況
圖2 對“根據您的征收拆遷協商經歷,目前的協商主要達到了什么目的”的回答情況

  圖3 對“媒體與觀察和評價人士言論對征收拆遷合作的幫助”回答情況
圖3 對“媒體與觀察和評價人士言論對征收拆遷合作的幫助”回答情況

 。ㄋ模┱魇詹疬w協商環境不佳

  在對“目前的征收拆遷協商環境氛圍怎么樣”這一問題的回答中,問卷統計結果并不樂觀。勾選“很好”“好”“一般”以及“比較糟糕”者占百分比分別為9%、24.33%、29.67%、37%。這一情況,可以通過圖4直觀展示如下。關于這一結果,還有受訪的研究者稱,“可能在受調研者中,有一些是比較樂觀了,或者自己的經歷有比較好的感受”。

  征收拆遷協商環境問題,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其一,征收拆遷代表著高額利益的分配與平衡,往往會激發很多主體追求利益的社會屬性,有些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有些則不是,這讓征收拆遷協商發起和成功的難度大大增加;其二,征收拆遷情況很復雜,多元的主體、多樣的訴求,各主體之間摻雜著許多矛盾,他們相對分散化而且各自懷著分得足夠、分得公正、分得合理標準,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三,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被征收拆遷對象及其他相關方,在推進工作或實現和維護自身利益過程中,都會采取一些非制度化的、博弈性質的協商策略,如政府中的層層壓力傳導、被拆遷對象“鬧”和“訪”及其給政府或干部施壓的手段,擠壓了真正理性對話的空間;其四,以往極端征收拆遷案例及輿論影響,造成了源自歷史記憶的成見或偏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征收拆遷工作中各方對彼此的客觀認知;最后,目前的征收拆遷協商本身還不成熟,征收拆遷協商究竟應該怎么做、如何處理協商和征收拆遷所具有的強制性之間的關系等基本問題尚在探索中。

  四、在征收拆遷中更好發揮協商民主作用的建議

  以上挑戰導致了征收拆遷協商的困難,不僅沒能有效助力征收拆遷工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怎么協商”“不可能協商”“協商浪費精力不如不做”及其它對征收拆遷協商的悲觀甚至質疑認知。然而,在政策上有要求、理論上有呼吁、現實中有需要的情況下,積極發揮協商民主在征收拆遷中的重要作用不僅是必須的,也是未來趨勢。那么,如何才能盡可能地實現優先協商、充分協商,更好發揮協商民主在征收拆遷中的作用呢?在堅持黨建引領、堅定協商理念等基本原則下,至少還應做到以下四點。

  圖4 對“目前的征收拆遷協商環境氛圍怎么樣”回答情況
圖4 對“目前的征收拆遷協商環境氛圍怎么樣”回答情況

 。ㄒ唬┌盐者吔,要協商但不泛化協商

  征收拆遷中應優先、充分運用協商民主,但協商民主在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有邊界的,不能泛化。把握邊界,實際上就是明確協商民主能發揮作用的一些基本運用形態。

  一是常規性協商。即把現有政策文件明確要求的協商貫徹好,核心在于多層次、公開透明、有監督地協商,這在公益性論證、舊城改造意愿征詢、補償方案制定、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選定中都適用。

  二是理解性協商。在補償方案確定后,圍繞征收拆遷政策、補償方案、工作原則、表述釋義等有關內容,開展答疑解惑式協商。其目的,是要確保被征收拆遷對象看不懂的能看懂、想不通的能想通。

  三是解困性協商。針對一些特殊問題或特殊被征收拆遷對象開展協商,旨在解開背后的心結或所憂慮的事項、幫助研究并協助解決其所面臨的實實在在的困難,讓征收拆遷工作更加順暢。

  (二)完善程序,覆蓋前協商與后協商

  征收拆遷協商,既要在協商內下功夫,還要在協商外下功夫。沒有協商外的工作,征收拆遷協商本身不可能成功。完善的征收拆遷協商程序,既包括協商活動本身,也包括協商活動之外的基礎工作,涉及到前協商、協商、后協商的方方面面。

  一是平時要有基礎。做好前協商工作,包括通過日常群眾工作打牢干群感情基礎、掌握政策細節增強政策素養、汲取經驗教訓提高業務能力。這些工作的目的,在于確保協商時能說得上話、說得對話、講得透道理。

  二是參與要有深度。有深度的協商,才能讓協商本身有質有效,這需要注意三點。第一,從初步意見搜集、議題確定和參與者邀請、材料及相關信息提供與發布、協商活動具體開展及結果形成、結果公布與運用等方面健全環節和制度。第二,加強各環節中的及時反饋、回應、解釋。第三,充分運用茶話會、聯誼會甚至閑聊等非正式協商方式,確保更真實地表達訴求、意見和建議。

  三是后續要有跟蹤。做好后協商工作,關鍵是以群眾利益為中心開展跟蹤服務。具體而言,包括持續跟蹤協商議題所針對問題的切實解決情況、對征收拆遷之后安居樂業的促進、不斷探索推進協商程序及協商結果的司法效力認定等。

 。ㄈ┨嵘仞B,各實施方做到真協商

  在把握邊界與完善程序之外,要著力提升征收拆遷各實施方的協商素養,確保他們做到真協商,帶動和引導群眾參與協商。

  一是落實協商理念。真正認可優先協商、充分協商不可或缺的作用,把不同層次的協商貫穿到征收拆遷全過程。第一,主要領導同志重視協商、推動協商、支持協商、指導協商,樹立好征收拆遷協商導向。第二,各級干部尤其是黨員干部帶頭積極組織協商、堅持深入協商、耐心引導協商。第三,普通黨員同志帶頭理性參與協商、尊重協商對話結果,并帶動身邊群眾。

  二是體現協商誠意。協商要有誠意,而不是例行公事或作秀。首先,協商要有足夠的耐心,簡單地以溝通對話次數來衡量各方協商深度不可取,更不能吃了閉門羹遇到困難就打退堂鼓。其次,協商要有足夠的溫度,不能簡單地把所有難于做工作的群眾都歸為無理取鬧的人,要通過多協商、深入協商去理解其背后真正的憂慮,并多部門協同、爭取解決問題。

  三是運用協商智慧。征收拆遷有強制性,在其中運用協商需要特定智慧。第一,確保人格上的平等與尊重。因為被征收拆遷對象認為自身是弱勢者、容易產生不平等感,需要多以圓桌協商、院壩協商、匿名參與等方式進行,盡可能降低不平等感。第二,注意及時止損,在被征收拆遷對象情緒激動時,先泄火而不是拱火,換個方式溝通促進彼此反思、冷卻情緒之后再重啟協商。

 。ㄋ模┮龑罕,問題解決靠說不靠拖

  征收拆遷伴有高額利益分配與平衡,還會自此改變被征收拆遷對象工作與生活軌跡。這通常導致部分人出于“分得更多”或其它緣由而采取“拖”及其它博弈策略。應將他們引導到基于“說”的協商狀態,而不是完全停留在基于“拖”的博弈狀態。具體而言,在于營造好四種氛圍。

  一是營造公平氛圍。堅持有公平感的協商,征收拆遷的補償、補助、獎勵,不能一刀切但必須一把尺子量到底,堅守基本的原則而不能被極端的被征收拆遷對象綁架,絕不能先緊后松、更不能有“袖口政策”。即便是針對特殊問題和特殊人的特殊辦法,也要保證通過公開的協商使各方心服口服,各項工作要做到公平、公正、公開、透明,防止“不均之患和疑慮”影響征收拆遷協商。

  二是營造現場氛圍。通過懸掛標語、海報,播放廣播、視頻等形式,多渠道展現和宣傳征收拆遷協商活動,并展現和宣傳這些活動的公平性、公開性、平等性,引導群眾逐步信任協商、愿意協商、主動參與協商。另外,在必要時啟用強制執行程序,并展示曾經的科學強制執行案例,依法打擊破壞協商的極端行為。

  三是營造輿論氛圍。重點報道一些通過充分發揮協商民主作用做好征收拆遷工作的案例,真正發揮媒體為群眾說話、為促成和諧征收拆遷助力的作用,凸顯和增強征收拆遷工作的協商性,而不是刻意將征收拆遷工作形塑成對抗性的工作。

  四是營造合作氛圍。核心是擴大協商主體范圍。首先,群眾范圍要擴大,既有個別溝通,也要納入更多被征收拆遷對象甚至更大范圍的群眾,爭取讓群眾做群眾工作、防止出現不理性的事態。其次,參與部門范圍要擴大、層級要提高,解決因參與部門權限而不能充分協商、不能充分答疑解惑的問題。再次,發揮司法部門矛盾調解、律師法律服務、心理服務者情緒干預的作用,從專業角度解決協商中的專業問題。最后,形成類似于棚戶區自主改造委員會的自治性主體,解決協商中群眾訴求碎片化、難集中的問題,降低群眾意見與官方意見非理性碰撞的可能性。

  結語

  總之,以各方理性對話為核心的征收拆遷協商有其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為進一步做到優先協商、充分協商以發揮協商民主在征收拆遷中的作用,需要在堅持黨建引領、堅定協商理念等基本原則下,從把握邊界、完善程序、提升素養、引導群眾等方面努力建設好征收拆遷協商機制本身,再在此基礎上突破協商范疇、逐步做好征收拆遷工作。

  不過,協商的作用是有限的。這就意味著,在征收拆遷工作中,要處理好協商與其它工作方式的關系,尤其是協商與強制性征收拆遷的關系。處理好這一關系的關鍵,是對優先協商、充分協商的度的把握。這需要在具體實踐中,根據時間限制、資源限度及其它條件來判斷。只有堅持優先協商、充分協商,同時處理好協商與強制性征收拆遷等工作方式的關系,才能真正發揮好協商民主在征收拆遷工作中的作用,也才能確保征收拆遷協商機制建設好、運行好、長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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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處:楊守濤,姚震.協商民主理論視野下的征收拆遷協商[J].行政管理改革,2020(10):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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