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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魏源外交觀內容、內涵及啟發

來源:長沙大學學報 作者:胡慧娥
發布于:2021-02-08 共12127字

  摘    要: 魏源在鴉片戰爭后深刻認識到世界形勢的變化,適時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方略,體現了豐富的文化內涵。他打破了傳統地理上的“中國中心論”,也意識到文化多元的面向,因此倡導平等交流、各取所長;他還關注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理論,對西方文教及政治制度等亦有相當程度的認可。魏源對相關對外政策的系列思考有著重要的現代啟示意義,如他首倡開放理念,認為開放能廣交朋友、實現國強民富,而今日中國正逐步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他提出的文化多元論,亦能推進現代各國的互利互信、各安其民;中外一家說則更是現今國際社會應追尋的最終目標。

  關鍵詞: 魏源; 外交觀; 文化內涵; 現代啟示;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Wei Yuan deeply realized the changes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diplomatic strategies with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He broke the “China-centered theory” in traditional geography, and was also aware of the cultural persity, advocated equal exchanges, and each gained its own strengths. He also paid attention to the western advanced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theories and recognized the western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political systems. Wei Yuan's series of thoughts on foreign policy have important modern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example,he was the first to advocate the concept of opening-up. He believed that opening-up would enable China to make more friends and make its people stronger and richer. Today, China is opening up in all respects. His theory of cultural pluralism can also promote the mutual benefit and mutual trust of modern nations and the security of their peoples. That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re like a family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 Wei Yuan; diplomatic view; cultural connotation; modern enlightenment;

  魏源是中國近代最早睜眼看世界的先進人物,也是古今中外歷史坐標中的一位“百科全書式”[1]565的人物。鴉片戰爭失敗后,為對付數千年未有之強敵,他積極考察世界形勢,提出了具有近代特色的系列對外政策,他的思想沖擊了以“華夷之辨”為核心的傳統外交理念以及由傳統天下觀所主導的外交格局。魏源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承繼其思想精神,不斷探尋中國富強之路,特別是在時代出現重大轉折時期,其思想更會閃出異樣光芒,成為人們重溫而可資借鑒的珍貴因子,F今我國已進入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推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政策,魏源作為近代開放思想的先行者,其某些思考仍值得我們作深入探究。
 

晚清魏源外交觀內容、內涵及啟發
 

  有關魏源外交觀的形成背景、主要內容及近代影響等,學界已有一定研究,本人在參考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近年亦有幾篇文章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1,但對其外交觀的文化內涵及現代啟示意義還未有集中闡述,現擬結合新時代發展之態勢,對此問題作一探究。主要從魏源所提外交方略出發,進一步分析其所含文化內蘊,并闡發其現代意義,希望從先賢思想智慧中汲取營養,堅定文化自信,以期對新時代湖南開放格局的持續推進和深入發展提供一定的參照。

  一 . 魏源外交觀的主要內容

  鴉片戰爭結束不久,魏源編著了兩部反思這場屈辱戰爭的鴻篇巨制,即《圣武記》與《海國圖志》。其中,《圣武記》還收錄了他撰寫的有關鴉片戰爭的當代史——《道光洋艘征撫記》。這部書是記載鴉片戰爭的最早著述,盡管有些史實存在誤差,又因涉及時論,只在其生前最后一版《圣武記》中存目,后由書商再次刊刻時才收入正文[2],卻是今人了解鴉片戰爭的必讀資料。其中所論鴉片戰爭之失及應對之策等,與《圣武記》中“武事余記”諸篇及《海國圖志》“籌海篇”之論頗有關聯,共同構成魏源對外觀念的系統闡述。主要內容包括“以夷款夷”的對外經濟觀,“寬容開放”的文化交流觀以及“以夷攻夷”“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對外軍事觀。

  魏源在《海國圖志·籌海篇》中明確提出了“以夷款夷”的思想:“以守為款,而后外夷范我驅馳,是謂以夷款夷……款夷之二策,曰:聽互市各國以款夷;持鴉片初約以通市。”[3]1“互市”“通市”均是經濟貿易活動。他提出“款夷”的前提是要“悉夷情”,“故馭夷得其情,可使鸮音化泮林”,即要了解各國情勢,才能制定出合適的對外政策,化蠻夷為禮儀之邦。他進而提出“悉夷情”的具體辦法,如開設譯館、多譯西書,使“夷情夷技及夷圖,萬里指掌米沙如”[4]577,也即需要搜集他國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及政治經濟宗教等詳細資料,從而對外情了如指掌,如此很多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他甚至希冀借西方基督教教義,來感化那些販毒者和吸食鴉片者,以杜絕鴉片之禍,呼吁“有能借耶穌罪福之教,以杜西夷鴉煙之毒者乎”[5]517。當然,這只是他的理想,禁絕鴉片在近代中國還經歷了漫長的抗爭歷程。但在魏源看來,“悉夷情”是睜眼看世界的首要出發點,這無疑是有道理的。

  “悉夷情”后,魏源接著倡議與各國建立正常的貿易關系,認為平等貿易是“款夷”之良方。他指出在同外國通市交往中不宜與壟斷公司打交道,而應與散商打交道,認為公司壟斷他商之路,“公司散則勢渙易制”[3]40。他對比分析了鴉片戰爭前中英歷年的貿易,以道光十七年廣東與英貿易出入之數為例,“共英夷進口貨千四百四十七萬八千員,少于出口貨價銀七百余萬員。使無鴉片,而以貨易貨,則英夷應歲補中國銀七百余萬員”。他又指出:“外夷歲入中國之貨,僅值銀二千十四萬八千員,而歲運出口之貨,共值銀三千五百有九萬三千員,以貨易貨,歲應補中國價銀千四百九十四萬五千員。”因而他的結論是:“使無鴉片之毒,則外洋之銀有入無出,中國銀且日賤,利可勝述哉。”[3]38魏源已然察覺正常貿易于中國大有裨益,只要嚴禁鴉片,就可與各國保持經濟貿易往來,可惜當時統治者及士人群體大多無此見識,未能抓住時機,直至洋務運動才逐漸開啟近代化進程。

  魏源對文化交流亦持開放態度。他看到了世界新形勢的發展,感受到西方文明的種種可貴之處,曾言:“廣谷大川自風氣,豈能八表之外皆六經!”[4]638他認為華夏文化與其他類型的地域文化是平等共存的,各地皆有其獨特的文化風氣,不能要求“八表之外”盡為儒家文化。他還在《南洋西洋各國教門表》中稱:“廣谷大川異俗,民生其間,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是迥懿⒒夭,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黃教而誦六經。鄂羅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蠶食東南,而不能使白帽黃帽之方,盡奉天主。故曰:因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3]1788在魏源看來,各地風俗不同,政治統治形式各異,教門也各有依歸,就算對待被征服之地,也應尊重其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否則難以維系長久的治理。因此,回教、黃教、天主教、天方教(即指伊斯蘭教)及儒、釋、道等各教門可以并行不悖、各化其民。他還撰有《中國西洋歷法異同表》《中國西洋紀年通表》,同樣是以平等眼光看待中西歷法與紀年[3] 1793-1817。這種對不同宗教、歷法持客觀尊重的態度,是魏源對外文化交流重要觀念的體現。

  魏源雖重視平等的對外貿易與文化交流,但也沒有忽視強大軍威的作用。其對外軍事觀主要有兩個內涵:一是“以夷攻夷”的積極防御的軍事思想,二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動學習西方,從而有效制約西方的外交思想。“以夷攻夷”古已有之,是傳統社會應對周邊地區與國家關系的一種策略。他對歷史典故很是熟稔,曾言:“漢用西域攻匈奴,唐用吐蕃攻印度,用回紇攻吐蕃;圣祖用荷蘭夾板船攻臺灣,又聯絡俄羅斯以逼準噶爾。”并總結說:“古之御外夷者,惟防其協寇以謀我,不防其協我而攻寇也。”[3]27在分析鴉片戰爭失敗之因時,他為戰事中錯失了“三大外助”而深表遺憾2,認為“以外敵攻外敵”,即能收到“以守為戰”的良好戰略效果。

  當然,魏源最看重的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對外策略,包括“師夷”與“制夷”兩方面,其中,“師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他明言:“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3]1078又說:“蠻夷之性,畏威甚于懷德。”[5]268意思是,要使外敵不敢輕易欺凌,還需強大軍事,以建威于各國。他進而言之:“不師外洋之長技,使兵威遠見輕島夷,近見輕屬國,不可也。國初征荷蘭夾板艘以攻臺灣,命南懷仁造火炮以剿叛藩。先朝近事,典在冊府,擴而推之,敢告御侮。”[5]355這是以史實說明“師夷制夷”的功效,夾板艘、西洋火炮都是“夷之長技”,國初盡用之而取奇功。魏源根據最新考察,認為就海防而言,“夷之長技”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3]27這都是要求從軍事上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當然魏源所思并不止于此,他曾明確表示要學習英國的兵賈之制,言:“(英吉利)不務行教而專行賈,且佐行賈以行兵,兵賈相資,遂雄島夷。人知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而不知水戰、火器為沿海數萬里必當師之技;而不知餉兵之厚、練兵之嚴、馭兵之紀律,為綠營水師對治之藥。”[3]1077-1078此外,他還有向西方學習其他科學技術、文教及政治制度等之意[6]。魏源已然將“師夷制夷”方略視為一種強國之途,并與國家安危直接掛鉤。

  總之,魏源有關對外政策的系列思考代表了其時國人思想的最高水平,著名史學家茅海建曾指出,鴉片戰爭后,作出反應的最杰出的精英就是魏源,其“師長”思想盡管不充分,卻十分可貴,朝這個方向走下去,一定能上軌道[7]570-571。“師夷”說成為近代一百多年來向西方學習思潮的濫觴,其中更重要的是蘊含著文化觀念的轉變。下面接著探討其外交思想中的文化內涵。

  二.  魏源外交觀的文化內涵

  魏源之所以有著比較清醒的對外理念,與其客觀認識世界形勢、深入了解中西方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其外交思想中蘊含著打破傳統天下觀、文化多元而平等以及中西文化各有優長等諸多內涵。

  首先,魏源打破了傳統地理上的“中國中心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華夷之辨”的突破。他認為中國并非世界的中心,在《海國圖志》中重修世界地圖時,未再將中國置于世界中心之處。他提出“中國”的真正內涵是指氣候溫和,其言曰:“東海有圣人出焉,西海有圣人出焉;圣人之出,必在海濱。扶輿磅礴之氣,必至平原近海……而震旦則正當溫帶,四序和平。故自古以震旦為中國,謂其天時之適中,非謂其地形之正中也。”[3]1822魏源此論雖未必中肯,但他對“中國”的重新釋義有新的突破,有學者稱此具有“劃時代意義”,因為其論已表明“中國并不在世界正中,只不過是天時適中”[8]245。

  魏源重修各國地圖時曾言:“今則用廣東香港冊頁之圖,每圖一國,山水城邑,鉤勒位置,開方里差,距極度數,不爽毫發。于是從古不通中國之地,披其山川,如閱《一統志》之圖;覽其風土,如讀中國十七省之志。豈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歟。”[3]7-8他將各國分冊頁制圖,每圖一國,山川風土一覽無余,猶如讀中國各省省志一般。此即將中外視為一家了,而對于傳統社會極為看重的天下四夷與“華夷之辨”等則避而不談。正因為有這樣的文化認識,魏源才提出各國平等貿易、互通有無等“款夷”之方。

  其次,魏源始終倡導文化多元,“道并行而不悖”。早在鴉片戰爭前他就指出:“方隅之士,入主出奴,日相斗戰,物而不化,豈知大人殊途同歸……孔、老異學而相敬,夷、惠異德而同圣,箕、比異跡而同仁,四科并出尼山,九流同宗乎古帝……其軌轍不同者,道之并育并行所以大。”[9]28方隅之士可以入主出奴,學問相異而能相敬,意思是,文化本無高低優劣之分,只要本身有其價值,就應互相尊重,多方交流與借鑒,如此才能成就“大道”。這是一種比較開放的心態,只是此時所論仍以中華文化為主。鴉片戰爭后他感受到西方文化之優勢,又借古圣人言作進一步闡述,說:“文中子曰:西方之圣人也,中國則泥。莊子曰:八荒之外,圣人論而不議;九州以外,圣人議而不辨;驈椭^東海、西海,圣各出而心理同。”[3]823他認為古人早已承認西方也有圣人,只是我們知之甚少,以為八荒、九州之外無需了解,但現今時勢變化,須主動了解九州之外的文明,也許其他文明的圣人思想亦與中國文明“心理同”,因此可相互交流,各取其長。魏源在《海國圖志》百卷本中還輯錄了《地理備考》敘言一文,其中論述更加明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獸然,以不治治之,非謂本國之外,凡有教化之國,皆謂之夷狄也……遠客之中,有明禮行義,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徹物情,貫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稱之曰夷狄乎?圣人以天下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懷柔遠人,賓禮外國,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風俗,廣覽地球,是智士之曠識。”[3]1866魏源對此深表認同,那些與禽獸沒有區別的未開化之民,應被視為“夷狄”,并“任其自然,不與其相交”;但對于有教化之國,則不能再稱之為“夷狄”,而應有“天下一家”“四海兄弟”之氣概,是為“王者之大度”“智士之曠識”。

  魏源在一些具體文化理念上,亦持平等之意識。如他十分贊同文字書寫正;,認為對少數民族等稱謂不應再加以帶有貶視意味的偏旁。他在考察掌故時注意到乾隆四十年五月的一條上諭,其中有云:“朕每見法司爰書,以犯名書作惡劣字,輒令更改。而前此書回部者,每加犬作‘’,亦令刪去犬旁,此等無關褒貶,適形鄙陋,豈同文之世所宜有!”后來乾隆又下諭禁止“以‘夷’作‘彝’,以‘虜’作‘鹵’,紅夷大炮,不作‘紅衣’,西藏之剌麻,西洋之英吉利,皆不加‘口’旁”3。魏源對此極為稱許,在編著《圣武記》《海國圖志》時,均有意去掉了外國譯名的口旁。這充分說明其對于“文明開化之地”或“教化之國”,是平等對待的,認為不能以夷狄稱之,更不能以夷狄蔑視之。他筆下所載之“夷”,實已無輕視之意。到19世紀70年代,更多人認識到外夷文明程度并不比華夏文明低,從而對“華、夷二字做出了新的解釋,并力圖表明稱外國人為夷,并不含有蔑視的意味”[8]257。

  再次,魏源對西方科學文化理論也頗為關注。他曾評議哥白尼的“日心說”,在輯錄瑪吉士所撰《地球循環論》的相關內容后,寫有一句案語:“此即西人地動太陽靜之創說。但地球既運轉不停,則人視北極亦當變動而不能止其所矣。姑存備一說。”[3]2197有學者指出這一介紹可能是鴉片戰爭后國人對哥白尼日心地動說的第一次系統介紹[8]208,雖然其時魏源對此還并不完全理解,有存疑傾向,但至少表明他沒有完全排斥此觀點。魏源還明確批評時人將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說成是“奇技淫巧”,他依據史實作有力的反駁:“指南制自周公,挈壺創自《周禮》,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風力、水力、火力,奪造化,通神明,無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3]31他認為“有用之物”可稱“奇技”,但絕非“淫巧”,而且,借大自然之造化神功,方便百姓日用生活的“奇技”,當然要大力提倡。國人已有的先進技術要重新利用、發揚光大,國人未有而他國文明擁有的先進技術,就得虛心學習。

  第四,魏源外交觀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師夷”思想,其文化內涵亦十分豐富。魏源之思考,其實已不局限于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與民用科技等,還包含學習西方之文教及政治制度。他在《職方外紀》中詳細輯錄了西方世界有關婚姻、教育(尚文學、廣設學校)、宗教信仰及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文字。如:歐羅巴洲內大小諸國……通國之中皆一夫一婦,無敢有二色者。又如:歐羅巴諸國皆尚文學。國王廣設學校,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一邑一鄉有小學……優者進于大學,乃分為四科(指醫科、治科、教科、道科),而聽人自擇……歐羅巴人奉天主正教,在遵持兩端:其一,愛敬天主萬物之上;其一,愛人如己……歐羅巴諸國詞訟極簡,小事里中有德者自與和解,大事乃聞官府。官府聽斷不以己意裁決,所憑法律條例皆從前格物窮理之王所立,至詳至當[3]1084-1087。這些論述較客觀地反映了歐洲各國的社會、民情、宗教、風俗、制度等。魏源雖沒有對其加以評議,但其輯錄本身,已顯出一定的認同和師法之意。此外,魏源還撰寫了《英吉利小記》一文,后收入《海國圖志》,對英國的社會管理與男女職權等有詳細闡述,如:英吉利不產鴉片,亦不食鴉片,而坐享鴉片煙之利,富強甲西域……河中多火輪舟……火輪舟行最速,所以通文報……其國所宗教主曰葛尼(意為上帝)……尊卑相見,重則免冠,輕則以手加額而擴之,皆立不跪。惟祭神乃跪,亦無拜禮。嫁娶擇配,皆女自主之……國中女子之權勝于男子。富貴貧賤,皆一妻無妾……雖國王亦止一妃[3]1441-1443。這是魏源在鴉片戰爭中受友人之邀,親自審訊英俘安突德所獲取的有關英國情形的第一手資料,他自認比較可信,后來重修《海國圖志》時就將此文補錄進去了4。這些論述表明他對英國的經濟、科技、宗教,以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等已有較深認知,且并未有任何批判之詞,顯示出他對西方文教有某種認同感。

  最后,魏源對西方某些國家的政治制度亦頗有好感,認為與中國傳統社會推崇的“王道”之治近似。他曾盛贊美國的政治:“彌利堅國非有雄材梟杰之王也,渙散二十七部落,而能逐走強敵,盡復故疆,可不謂武乎……遠交近攻,可不謂智乎!二十七部酋分東西二路,而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徇同,即在下預議之人亦先由公舉,可不謂周乎!中國以茶葉、大黃歲數百萬濟外夷之命,英夷乃以鴉片歲數千萬竭中國之脂,惟彌利堅國鄰南洲,金礦充溢,故以貨易貨外,尚歲運金銀百數十萬以裨中國之幣,可不謂富乎!富且強,不橫凌小國,不桀驁中國,且遇義憤,請效馳驅,可不謂誼乎!”[3]1585魏源認為美國的統治是“一變古今官家之局”,既“公”且“周”,深得“人心”,而中美之間的貿易往來在他看來也是公平的,所以他表示了“稱許”。

  他雖對英國進行鴉片貿易極為憤恨,并將之與美國相比較而痛斥之,但對英國政治制度亦有認同之處。如在《英吉利小記》中說:(英國)武官以火器考試入伍……文官則無論大小,皆先納貲而后試之。得官后,不能稱職,乃黜降之……今國王乃女主……每臨朝聽政,(其夫婿)亦坐女主之后,國中宗室大臣皆坐而議政[3]1441-1443。魏源很欣賞這種“坐而議政”之風,他在《圣武記》中曾多次贊譽清朝興起初期八大王坐而議政之事,應該是將兩者及美國政治等同視為傳統“王道”政治的體現。魏源還主張培養水兵、水勇等專門人才,認為“選武將之法應寓于練兵之中。兵部人才,平時需講習兵法,搜討軍實,有事則出差巡視,以練邊務,才能稱職者,專升兵備及邊郡知府,如此必能出真才”[5]565。又說:“閩、粵二省武試需增水師一科,有能造西洋戰艦、火輪舟等,為科甲出身;能駕船用炮者,為行伍出身……水師將官必由船廠、火器局出身,否則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3]29-30這說明魏源有受英國文武官員選拔制度及其他西方各國政治軍事制度的影響,然而其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深刻考察則是更重要的淵藪。他曾對比明清政治得失,以為明代之得在于“清仕途,培士氣”[10]195,而這正是清朝之失。魏源對明清兩代乃至整個傳統政治文化中良好治道的深入探究[11],有助于他心平氣和地認知西方世界,進而大膽倡導“師夷制夷”思想。

  以上可知,魏源外交觀有著深刻的文化內涵,正因其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認知,對西方文化亦有著直接感知與客觀考察,使他對中西方世界有了與同時代人不一樣的觀感,從而提出了比較理性而富有近代色彩的對外政策,有些思考在今天看來仍不過時。

  三. 魏源外交觀的現代啟示

  魏源有關對外政策的系列思考及其所滲透出的文化內涵,對今日中國依然有所啟迪。180年前中國所處時代正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魏源審時度勢,迫切希望國人能看清世界形勢,學習西方先進之處,盡快融入世界,并提出了代表近代中國走向的系列主張。而今日之中國,已然融入全球化潮流之中,并取得長足發展,越來越站到世界舞臺中央,但少數奉行霸權主義的國家為了遏制中國發展,各種打壓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與全球化日益背道而馳。我們面臨更多挑戰與困難,須再次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魏源思考中所體現的開放理念、文化多元論、中外一家說等先進思想,仍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

  要堅持開放思想,廣交朋友,孤立敵人。魏源在鴉片戰爭前后,已察覺世界形勢的大變化,在林則徐《四洲志》的基礎上,盡力搜羅各國史地資料,編撰《海國圖志》,后又幾經修訂,最終成百卷本!妒ノ溆洝芬嗍恰赌暇l約》簽訂后不久寫就的“積感”[5]1之作。他提出要悉夷情,與各國建立正常貿易往來關系,必須嚴禁鴉片。他相信,只要正常貿易,開放國門是有益之事。魏源還詳細分析自己的開放通商理論與只圖目前安穩茍且求和的理論的區別,他將平等貿易視為實現國強民富而必須堅持的一項長期國策。他指出:“吾曰勿驟停貿易,世俗亦言不當停貿易。世俗之不停貿易也,以養癰。曰英人所志不過通商,通商必不生釁,至于鴉片煙竭中國之脂,何以禁其不來,則不計也。設有平秀吉、鄭成功梟雄出其間,藐我沿海弛備,所志不在通商,又將何以待之,則亦不計也。與吾不停貿易以自修自強者,天壤胡越。”[12]469-470由此看來,魏源所提倡的“不停貿易”是為“自修自強”而定的適時國策,與世俗之論迥然不同,世俗認為只要通商就能維系和平,至于是否會養癰為患、鴉片是否會屢禁不止、有梟雄來入侵又當如何則可全然不管。魏源意識到與他國通商可使國家富強而自保,不受外侮,這是很理性的思考。他又提出“以夷款夷”“以夷制夷”之方,就是主張廣交朋友、孤立敵人。

  新時代的中國,面對少數西方國家的打壓,更應全面落實開放政策,堅定實施“一帶一路”倡議,誠邀各國共享中國發展之紅利,讓更多落后國家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使中國力量、中國精神、中國制度等優勢進一步彰顯,同時擴大朋友圈,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公信力,使少數敵人在“失道”與“孤立”中被瓦解。就湖南來說,作為內陸省份,近代以來深受閉塞落后之苦,而今在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洪流中,已完全實現從封閉保守向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湘非經貿合作打開了新格局,取得了輝煌成就。2019年6月,首屆中非經貿博覽會在長沙舉辦,“實現了53個建交的非洲國家與國內31個省市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全覆蓋,這離不開近幾年湘非經貿合作的持續發展”[13]。長沙開通了直飛內羅畢的新航線,使湘非距離濃縮在11個半小時之內。湘非之間投資合作不斷深化,“湖南經驗”賦能非洲,湘非貿易繁榮活躍,“湖南制造”走進非洲,“湖南建造”筑夢非洲。大量湘非合作項目,讓湖南與非洲攜手并肩,一起編織“中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前景[13]。2020年9月21日,湖南自貿試驗區正式獲批,這是黨中央為奪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雙勝利,為加快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與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所做出的重大決策。根據有關方案,湖南自貿試驗區戰略定位及發展目標為: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可復制可推廣為基本要求,全面落實中央關于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實施中部崛起戰略等要求,發揮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過渡帶、長江經濟帶和沿海開放經濟帶結合部的區位優勢,著力打造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聯通長江經濟帶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投資貿易走廊、中非經貿深度合作先行區和內陸開放新高地。湖南不愧為“睜眼看世界”的先賢魏源的家鄉所在地,在國家政策的引領下,承繼魏源首倡開放的遠見卓識,進一步深化各項改革,傾力打造中部崛起的典范,以造福全省、普惠世界。

  倡導文化多元,大力開展文化外交,推進互信互利,各安其民。魏源將中華文化看作一種地域性的文化,認為它與其他類型的地域文化是平等并存的,各民族的文化與宗教自有其價值與意義,不能要求實現同文同教。他主張“道并行而不悖,各教門能各化其民”,倡導“因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又說“東海、西海各出圣人而心理同”。他對有侮辱性的文字書寫毫不贊同,他認為“對于文明開化之地,不能以夷狄稱之,更不能以夷狄蔑視之”。這些均表現出魏源對文化多元的認同,在他看來,文化多元有助于各安其民,當然也有利于各個地區國家之間的友好往來。這在當時是驚人之論,但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魏源之思考已得到充分論證,文化多元亦成為國家、地區之間平等交往的重要原則。正如費孝通所總結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14]在魏源這里其實已有一定彰顯,即承認不同文化的優勢與特色,應相互尊重,和平共存。

  今日之中國,不僅要深入研究本國傳統文化,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因子,彰顯文化自信,也要尊重其他國家、其他地區的文化。全世界都體現各安其民之效,才能處于一種祥和之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我國積極應對,取得了疫情防控與經濟發展的雙勝利,而很多國家疫情失控,導致全球疫情防控仍存在巨大挑戰。這種失控局面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化歧視,有些國家不愿借鑒我國經驗,甚至流露出種族優越感,以為自己的民族是不會得這種病的。這是文化傲慢與愚昧無知的顯現,使多少無辜百姓喪失了生命?梢,文化多元及信息互通在當今世界有多么重要,盲目自大、孤芳自賞只會自食惡果。

  現今世界形勢十分復雜,由于種種因素,各國、各地區之間的不信任在逐漸增加,這對全球化進程是一大挑戰。新時代的湖南在這種復雜局勢中,應發揮自身文化優勢,在國際交往中釋放更多能量。湖湘文化是近代中國頗具影響力的地方文化之一,湖湘精神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霸蠻的精神,湖湘文化就是敢為天下先、經世致用的文化。在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洪流中,湘人應大力發揚先賢的精神,光大湖湘文化;湖南應積極開展文化外交,使湖湘精神走向世界,為促進國家間的有效交往提供深層影響力,F今湖南已成為自由貿易試驗區,經濟要發展,文化須先行,要把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設計成系列文創產品,讓外界更加知曉湖南、懂得湖南,此必能促進經濟貿易取得更多成果。

  中外一家是最終目標。魏源在中國國門被迫打開的最初階段,已然察覺到世界形勢的微妙變化,在《海國圖志后敘》中明言:“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歟。”他之所以提“中外一家”說,是因為認識到西方世界的強大,希望國人改變“華夷之辨”的封閉淺陋思想,正視這種新形勢的出現,而與各國平等交往、互通有無。他對天下一家的美好愿景極為憧憬:“萬國同一吭……學問同獻酬,風俗同抵掌。一家兄弟春,九夷南陌黨。”[4] 497-498希望能使用共同語言暢通無阻地交流學問、分享風俗,像“一家兄弟”般其樂融融。

  魏源所提“中外一家”說正與今日我國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相合。在歷經近代一百多年的屈辱與欺凌后,經過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接續奮斗,我國已迎來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時期。但我國的復興不是本地本民族的短暫復興,而是希望使各個國家、地區、民族能休戚與共、積極行動,共同為構建“命運共同體”而擘畫藍圖。即使不能真正實現“萬國同一吭”的美好愿望,但各國平等對話、為保護地球這個唯一的家園而團結協作、分擔責任等已越來越成為共識。

  湖南緊跟時代步伐,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面亦當大有作為。近幾年來,湖南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在社會交往的各領域不斷搭建起對外友好的新平臺,如量身定制了長株潭“低碳高綠”的新城市名片、偉人故里韶山的紅色名片、張家界的旅游名片、雜交水稻的“種子”名片、以芷江為代表的和平名片等五張名片,在國際舞臺上塑造出一個立體、鮮活、前途無限的湖南形象[15]。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改革開放以來,湖南已經實現了從思想禁錮到思想解放,從固守成規到全面深化改革,從封閉保守到全方位開放,從農業大省到經濟強省的四個歷史性跨越[16]。接下來,湖南要緊抓自貿試驗區獲批的大好機遇,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進一步落實“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的對外戰略,充分發揮中部內陸大省作用,在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積極作為,深入參與國家“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戰略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努力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湘人智慧,使魏源所提“中外一家”的美好愿景浸潤三湘大地。

  撫今追昔,更能見先賢之智慧。魏源的很多思考仍沒有過時,對今日中國實施全方位開放政策、開展“一帶一路”建設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型世界格局仍不無助益。湖南更應挖掘先賢思想之精髓,發揚湖湘精神,充分利用本土優勢資源,著力打造新型自由貿易試驗區,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夯實富民強省之路。

  綜上所述,魏源外交觀是其在鴉片戰爭后針對世界新形勢而作出的深入思考,不僅提出了具體對外政策,亦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對現代社會發展有重要啟示意義,對新時代湖南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他的有些理念,仍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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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魏源.默觚[A].魏源全集:第12冊[C].長沙:岳麓書社,2004.
  [10] 魏源.古微堂外集?明代食兵二政錄敘[A].魏源全集:第12冊[C].長沙:岳麓書社,2004.
  [11]胡慧娥.魏源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認知[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5):139-145.
  [12]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上)[A].魏源全集:第3冊[C].長沙:岳麓書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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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孫敏堅,鄧高紅.湖南與世界親密牽手[N].湖南日報,2015-03-19(2).
  [16]劉建武.走向富民強省的歷史跨越[J].湖湘論壇,2010(2):92-95.

  注釋

  1 參閱:胡慧娥,黃盾.從《海國圖志》看魏源的近代外交思想[J].貴州文史叢刊,2015(3):57-63;陳先初,胡慧娥.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再探[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1):113-119;胡慧娥.魏源《圣武記》《海國圖志》二書關系考辨[J].貴州社會科學,2019(11):94-101.
  2 參閱:胡慧娥,黃盾.從《海國圖志》看魏源的近代外交思想[J].貴州文史叢刊,2015(3):57-63;陳先初,胡慧娥.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再探[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1):113-119;胡慧娥.魏源《圣武記》《海國圖志》二書關系考辨[J].貴州社會科學,2019(11):94-101.
  3(1)在魏源看來,廓爾喀答應進攻英屬東印度孟阿臘,以助中國之廣東,是為“洋事第一外助”;佛蘭西(法國)、彌利堅(美國)愿意派人赴江、浙代款,以“折服英人”,“倘英人不從,亦可藉口與之交兵”,是為“第二外助”;后佛蘭西、彌利堅各率兵船來華相助,“蓋欲密獻機宜,效回紇助唐之誼”,是為“第三外助”。這些“外助”均被官員所忽略,至事不成,魏源甚覺遺憾。魏源所論雖未必中肯,但他主張“以夷制夷”的思想很明顯。參閱:魏源.圣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下)[A].魏源全集:第3冊[C].長沙:岳麓書社:483-484.
  4(2)此處魏源有小注,曰:他書皆作“喇嘛”“口英咭唎”.參閱:魏源.圣武記·武事余記(掌故考證)[A].魏源全集:第3冊[C].長沙:岳麓書社,2004:515.
  5(3)《海國圖志》中對英國國情的輯錄是最詳細的,共計四卷,分總論及上、中、下三篇廣述,除了總論是繼承林則徐《四洲志》所輯內容外,廣述上篇與中篇都是魏源重新輯錄的,下篇則完全是魏源所輯,在《英吉利小記》文末還寫有“原無,今補”四字,這說明此篇是魏源修訂《海國圖志》時所補錄,他頗為看重

作者單位:湖南第一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原文出處:胡慧娥.魏源外交觀的文化內涵及其現代啟示[J].長沙大學學報,2020,34(06):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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