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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合憲的爭議、前提及重構

來源: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作者:楊杰
發布于:2021-02-08 共10690字

  摘    要: 區域行政立法協同使傳統的行政立法由“獨立立法”邁向“合作立法”,因而必須關注其合憲性。目前關于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合憲性,存在否定說、暗含說和解釋說,但這些學說都有不周延之處。在證成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合理性與可行性之基礎上,通過解釋國家指導思想和國家根本任務的新內涵,得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已上升為我國憲法中的重要理念,而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又是區域協調發展的應有之義。顯然,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具備合憲性。

  關鍵詞: 區域行政立法協同; 區域協調發展; 分工原則; 平等原則; 合憲性;

  Abstract: The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shifts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from "independent legislation" to "cooperative legislation", so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its constitutionality. At present, there are negative, implicit and explanatory theories about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coordination, but these theories are not comprehensive. On the basis of proving the rationality and feasibility of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coordination, by explaining the new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guiding ideology and fundamental tasks, it is concluded that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China's constitution, and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coordination is the proper meaning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o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coordination has constitutionality.

  Keyword: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principle of pision of labor; principle of equality; constitutionality;

  基于協同主體的性質差異,區域立法協同可以分為區域人大立法協同和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前者由地方立法機關主導,后者由地方行政機關主導。理論上的研究大部分以行政法為視角,聚焦于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層面。葉必豐等人對區域行政法律治理機制進行了分析和總結[1],王春業等人對區域行政立法模式提出了意見和建議[2]?偟膩碚f,現有研究主要從國家與社會維度和行政組織系統內部展開討論,歸結出區域行政立法協同既是一個行為法問題,又是一個組織法問題。但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具備“合憲性”這一前提始終未獲得理論上的周全。適值傳統“區劃行政”正向“區域行政”拓展,植基于傳統行政法之—般制度已遠離當下行政現實,不足以有效地指稱今時之行政狀態,因此必須作徹底的檢討;诖,筆者擬就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首要問題——合憲性問題展開研究,力圖在現行憲法框架下,證成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合憲性,確保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在法治軌道上進行。
 

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合憲的爭議、前提及重構
 

  一、概念的明晰

  區域立法協同是指享有地方立法權的主體之間相互合作,為順利推進區域協調發展,針對一定區域范圍內的某些事項主動采取的共同立法行為。[3]區域行政立法協同作為區域立法協同的主要模式之一,除滿足區域立法協同的“共性”之外,還具有自己的“個性”。區域行政立法協同是指特定區域內擁有行政立法權的若干地方政府在尊重、協調、合作、共贏基礎上所開展的立法協調,強調問題解決、目標導向與治理創新,對涉及區域共同利益且屬于行政立法權調整范圍的事項進行聯合立法,并將之在區域內各地統一適用的行為。[4]根據《地方組織法》和《立法法》的規定,地方政府的行政立法權主要是規章制定權。因此,區域行政立法協同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合作制定區域共同規章。較之法律、法規,區域共同規章成為普遍性適用于區域內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為規則,可以發揮規章固有的靈活性、專業性、技術性及應對突發事件的及時性立法功能,能夠“有效彌補權力機關立法相對滯后、無法滿足實踐急需的不足,較好地適應行政治理對于效率的需求”,可以改變傳統地方政府規章“屬地主義”現象,消弭地方政府規章之間相互沖突的問題,促進一定區域行政立法資源的優化與整合,為區域內部提供統一的和良好的法治環境,從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5]

  二、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合憲爭議

  自由國家向社會國家轉型以降,國家就是為人民的福祉而存在的。這要求在憲法的秩序下,公權力積極作為,深入社會各個層面,謀求國民的福祉。地方政府之間推進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為區域協調發展保駕護航,正是公權力積極履行職責的表現。但區域行政立法協同作為一種新型的行政立法權運作模式主張,打破了以行政區劃為基礎的權力配置格局,是否威脅憲制框架的穩定?是否挑戰憲法關于地方府際關系的安排?學界對此存在不同認識。

  (一)否定說

  否定說主張區域行政立法協同不具備合憲性,理由是:憲法及憲法性法律中沒有支持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內容。其一,法無明文規定。憲法和憲法性法律中沒有涉及行政立法主體協同的條款,地方各行政立法主體之間相互獨立,只能依照法定權限和法定程序在各自行政區域內立法。[6]其二,法律解釋不可行。憲法第3條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主動性與積極性條款”不足以推導出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法律定位,更不能視為解釋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前提要件,暫時也缺乏經由憲法解釋化解區域行政立法協同違憲風險的法治土壤和環境。[7]其三,背離憲法維護的中央權威。區域行政立法協同意味著地方政府橫向聯合,其權威將遠遠超過單個的地方自主權或自治權本身,極有可能挑戰中央的權威從而影響政治平衡。[8]

  顯然,若從憲法規范的字面上作觀察,否定說的論點是有一定事實基礎予以支持的,憲法正文的所有條文都沒有直接言明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片言只語。但因此斷然拒絕運用憲法解釋方法對區域行政立法協同進行合憲性論證,未免顯得太過機械和武斷。其一,合憲性意旨“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而不是指“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文本”[9];同時,有賴于運用法解釋學進行雙重驗證。其二,否定說忽視我國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程度上積極性和主動性的客觀事實。我國地方政府兼具中央派駐機關和地方自主機關的法定身份,不僅僅享有中央政府委托事權,還留有地方政府自主事權,圍繞自主事權可以積極主動塑造自主法律制度。[10]于此,區域行政立法協同便可在地方自主事權范圍內存在。

  (二)暗含說

  暗含說承認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合憲性,理由是:憲法及憲法性法律中暗含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空間。其一,從憲法歷史角度而言,“八二憲法”與“五四憲法”關系密切,研究立法協同需要溯及“五四憲法”有關地方事權的安排。通過追溯當時會議記錄可以發現,“五四憲法”的初衷是地方事務權需以單行憲法性法律的形式另行安排,該制度設計后被“八二憲法”效仿,只是扮演重要角色的“單行法律”遲遲未能出場,所以不能斷然否定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缺乏憲法依據。[11](245)其二,從現行憲法結構而言,雖然憲法文本中沒有明確的區域行政立法協同條款,但同樣也沒有禁止性的規定,“實際上暗示或間接授予了締結權”[12]。憲法第89條和第107條分別規定了國務院職權和地方政府職權,這樣的縱向行政分權暗含了地方政府具有某些自主性,為地方政府共同處理區域事務預留了運作空間。[13]同時,2015年修正的《立法法》賦予地方政府以規章先行先試權,也認可了地方行政立法具有屬于自己的探索和發展道路。[14]

  “暗含說”承認憲法文本中沒有關涉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表述,但其認為,正是憲法文本沒有規定,所以也不能直接推斷憲法禁止。從歷史和現實層面可以推斷出,地方政府享有就某些事項自主開展立法協同的權利,只需遵守憲法秩序即可。該觀點似乎頗有道理,但涉及地方政府關系的重大變革首先要于憲有據。如果不詳細論證其符合憲法規范和憲法精神,那么區域行政立法協同雖然能夠取得實踐成果,但必然遭遇合憲性危機,從而在根本上損害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實效性。而且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主體是行政機關,應當遵循法無授權不可為,一旦接受“暗含說”認同的“暗含授權”,那么行政立法任務過多和行政權膨脹將難以避免。這樣既可能造成行政機關不堪重負,還可能誘發行政機關專橫任斷。

  (三)解釋說

  解釋說認為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具備合憲性,理由是:通過解釋憲法相關條文可以證成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具備合憲性。其一,結合規范和實踐來看,我國法律體系的基本完善為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憲法解釋性研究提供了可能,區域協調發展的法律治理實踐為解釋性研究提供了案例。1基于憲法第3條所確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中央對地方事務應本著謙讓精神和尊重態度,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創新力。支持具有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向的地方先行探索和創新符合本區域的制度,正是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充分發揮地方行政立法積極性和創新性的表現。其二,從憲法條文體系來看,憲法第3條第4款確定的“積極性原則和主動性原則”和第107條確定的地方政府經濟事務職權,保障了地方政府擁有管理本轄區內經濟性事務的自主權,地方政府可以在自主權限內開展區域經濟合作,而區域法律治理又是區域經濟合作的應有之義,因此,區域法律治理具備憲法依據。[11](172)

  由此可見,“解釋說”立足于肯定地方自主權,遵循功能主義法治觀,主張通過解釋憲法論證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合憲性,借助于法律體系和區域法治實踐來說明解釋路徑具備合理性和可行性,有可取之處。但“解釋說”側重于將涉及立法協同的事項范圍限定在地方經濟事務,最為薄弱的是缺少從憲法層面對地方政府關系的深入論證,這是需要積極補正的。

  (四)小結

  合憲性認識的大相徑庭,源于長期以來我國憲法及憲法性法律未明確界分央地事權,學界以往亦未對地方府際關系予以重視,F有研究普遍著墨于厘清地方自主權的界限和范圍,繼而判斷地方政府之間是否具有區域立法協同的權利;形成以憲法第3條為邏輯起點,圍繞央地關系和地方府際關系眾說紛紜的局面。因之,目前的整個學術研究都徘徊在“統一性和多樣性這兩個同樣值得追求的極端之間保持一種必要的張力,尋找黃金分割點”[15]。不過,中央事權和地方自主事權依舊分割不清;同時,憲法也不可能注意到地方關系的方方面面,并徹底地、無遺地、具體地調整,致使相同憲法規范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解讀,從地方政府的自主事權也不必然推導出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具備合憲性這一唯一“正確答案”。

  三、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合憲前提

  在證成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合憲性之前,應當說明其在憲法秩序下的正當性。這就需要解決現有研究普遍感到困惑的兩個基礎性問題,一是央地關系,二是地方府際關系。前者的目的是從憲法上找出立法協同的合理性,后者的目的是從憲法上明晰立法協同的可行性。

  (一)分工原則

  我國憲法第3條對國家機構的組織活動原則予以概括性規定。其中第3條第1款確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則,第4款規定了中央和地方的職權劃分。保證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該內容體現了“我國組織機構上的分工原則和民主原則”[1]。其中,分工原則便是厘清央地關系即論證地方政府之間開展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具有合理性的關鍵。

  近代憲法是由權利宣言和統治機構兩部分組成的。統治機構的基本原理,是國民主權與權力分工。權力分工的制度的出現,是因為國家權力如果集中于單一國家機關,權利就可能被濫用,國民的權利和自由就會存在受到侵害的疑懼,故而依據國家諸作用之性質,將權力“區分”為立法、行政、司法,并將之“分離”,由不同機關執掌,以確保這些權力相互“牽制與均衡”。伴隨著20世紀積極國家、社會國家的要求,行政活動的任務過多,行政權膨脹,行政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的執行機關,在形成與決定國家基本國策時,事實上扮演中心角色的“行政國家”現象十分顯著。為防止日益強大的行政權專橫任斷,應在行政權內部再次實行權力分工,劃分中央行政權與地方行政權,地方與地方之間以行政區劃為界各自行使職權,以維護國民的權利與自由。正因如此,權力分工又被稱為優越的“自由主義的政治組織之原理”[16](228-229)。

  我國憲法第89條和第107條將行政權內部的分工原則予以落實,界分中央政府職權和地方政府職權,并規定地方政府職權只能在本轄區內行使。因此,地方政府之間也受分工原則的制約。不過,有分工就有合作,在分工的治理理念下,地方政府的行政活動并不囿于單向度的模式,而是體現為多向度的互動或多元化的機制,既可來源于上級政府的命令,也可源自地方政府間的共同作業。多個地方政府的共同作業往往涉及多層次的利益考量,既包括縱向維度,也包括橫向維度,亟須一種超越行政區劃的關系能力,即需要一種“網絡能力”(network capacity)。[17]所以,國家的角色與政府的功能必須面對行政現實的需求而反思轉型,地方政府之間似乎是一條通向合作理想而不是通向相互競爭的自我主張理想的道路。[18](76)

  易言之,大多數地方政府之間天生地需要協同生產,形塑協力伙伴關系。當一個區域內相鄰地方政府面臨共同治理難題時,地方政府之間立法協同既可以避免重復立法和減少立法沖突,又便于后續執法合作。唯其如此,地方政府可基于各自的實際,因地制宜,通過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方式使立法更具針對性、現實性和可操作性。京津冀區域協同立法治理環境污染、長三角區域協同立法保護長江下游生態等莫不如此。因而,區域行政立法協同正是由我國憲法規定的分工原則衍生出的處理區域政府之間共同治理難題的一種合作立法行為,對增強地方政府履職能力、更好地保障人民福祉具有重大價值,并不違背憲法精神。

  (二)平等原則

  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前提是不能有外部壓力,既不能搞成“強制性”協同,也不能搞成“服從性”協同。[19]保證協同各方平等是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可行性條件,應秉持平等互利原則處理地方府際關系,尊重各方的意思自治,在無損他方利益的基礎之上平等推進之。

  一是區域內同級別政府平等。由于單一制體制的影響,我國注重強調中央政府統一領導地方政府和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領導。實則不然,我國憲法確立的政權組織形式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各地方選舉人大代表的選民資格、比例、代表名額等都是平等的,基于平等選舉產生的人大代表構成平等的地方同級人大,而地方政府由地方人大選舉產生。因之,同級地方政府具有人大制度攜帶的平等基因。不能因為政治地位或經濟地位等差異,造成同級政府之間在區域立法協同作業中的不平等。如京津冀立法協同中不能因為北京的政治地位與天津、河北的政治地位不同而差別對待;長三角立法協同中不能因為上海的經濟地位與周邊其他省市的經濟地位不同而差別對待。開展區域行政立法協同需要牢牢把握的主旨是堅持平等互利和優勢互補,逐步消除區域內的“極化效應”;在相互協同中謀共贏,在相互合作中求發展,實現區域整體利益最大化;避免被個別政府主導,淪為實現其意志的工具。

  二是區域內不同級政府平等。面對不同級別政府之間開展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現狀,有必要將憲法第33條第2款“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推導出的平等權適用于區域內不同級別政府之間。[1]傳統憲法理論中,只有自然人和私法人受平等權條款的庇護,政府作為公權力機關,是受平等權拘束的對象而不是平等權保護對象[20],但這忽視了政府所具有的基本權利面相,也限制了基本權利功能體系的多樣性。我國憲法第33條第2款“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表述,可以解釋為保障單個公民一律平等,亦可以理解為保障不同區域之間公民一律平等。換言之,這里的“公民”可以視為一個集合概念,“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表述蘊含著公民集合體之平等權。[21]并且,平等對現代立憲體制具有基礎性作用,無論單個公民抑或公民集合體均應受到平等權條款的保障。區域行政立法協同中的各地方政府,作為各自行政區劃內的公民基本權利保護的受托者,代表了各自行政區劃內全體公民的意志和利益,是各自行政區劃內全體公民的集合體,理應受到平等權條款的保障。從邏輯上講,平等對待單個公民的義務衍生出平等對待各行政區劃的義務并無不可。平等權本無大小之分、強弱之別,不能因行政區劃的級別不同而在區域行政立法協同中被差別對待。

  四、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合憲重構

  晚近以來,區域協調發展的持續推進使傳統的“區劃行政”已經無法融入“區域行政”的治理體系,并引發了區域法律治理的客觀需求。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重大改革于法有據首先要于憲有據。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實踐須“法治先行”,而“法治先行”須“憲法先行”。[22]鑒于前述三種觀點的不周延性和“法律之條文有限,社會之現象無窮,勢難以有限之法文,規范無窮之人事”[23],不得不選擇重構解釋方案和尋求最新解釋素材。故筆者首先梳理出憲法中區域協調發展的內容,然后從區域協調發展的法治需求著手,論證區域行政立法協同是區域協調發展的應有之義,從而證成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具備合憲性這一命題。

  (一)區域協調發展的憲法淵源

  隨著區域協調實踐的豐富和區域協調理論的創新,區域協調發展思想逐漸被納入黨和國家的話語體系。作為單一制國家,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國家義務任重而道遠,需要通過國家指導思想和國家根本任務予以落實。在國家存在的規范意義上,國家指導思想的貫徹和國家根本任務的完成需要透過國之大法——憲法來達成。[24]2018年憲法修改后,“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貫徹新發展理念”和“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被寫入憲法。它們均在不同維度將區域協調發展作為其核心要義,標志著區域協調發展正式成為國家指導思想和國家根本任務,這就要求所有國家機關在履職過程中必須將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付諸實踐,作為一種憲法秩序的保障及實現。

  科學發展觀中最為核心的“科學發展”方式之一便是“統籌區域發展”,提出加快區域制度基礎建設和區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以突破行政區劃界限的方式,形成若干具有區域特色的經濟圈和經濟帶[25];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一步深化和詮釋了區域協調發展思想,提出建立健全區域合作機制、區域發展保障機制等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26]新發展理念將“協調”作為新時代必須遵循的五大發展理念之一。協調發展理念的入憲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關注,同時也為新常態下堅持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再次正名。[27]

  在此基礎之上,黨的十九大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區域協調”的任務細化為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著力增強發展的整體性和協調性,也將憲法上“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國家根本任務詮釋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共同富;緦崿F”,而區域協調發展正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及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顯然,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已經正式成為我國憲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理念。

  (二)區域協調發展的法治需求

  法律現實主義學者霍姆斯曾言,法律的永葆生機在于經驗的積累,而不在于追求邏輯的無缺,時代需求、公共政策和政治理論等相比三段論推理更能決定治理規則。[28](1)這表明法律固然離不開抽象和邏輯的加持,但法律更受社會因素的影響。資源配置的市場化使得一些區域乃至區域內部的行政區域之間具有不同的發展水平和發展能力,直接影響區域內每個公民的福祉。國家需要區域協調發展來確保在同一時間點和相同區域內生活的公民平等地和廣泛地享有社會經濟權利,甚至推導出區域內部的各個行政區劃都應當享有平等的發展權利。直言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深入催生了保障區域協調與均衡的自然法義務。

  與此同時,當前地方行政立法以行政區劃為單位,地域性色彩濃厚。政府在制定規章時,往往只顧及本地的需求和利益,缺乏區域性立法視野,導致相互間的沖突立法和重復立法問題層出不窮,形成以行政區劃為中心的法治“碎片化”和“地方化”現象,造成區域內的行政立法不協調。這不僅浪費有限的行政立法資源,還會滋生地方保護主義和阻礙區域資源的優化配置。地方政府之間合作探索良好的區域法治,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已成為共識。

  法治無論是作為制度存在還是作為文化現象,其萌芽與生長都必須根植于社會經濟關系的土壤之中,社會條件的變化決定著法律的變化,只有貼近社會現實、能夠回應時代要求的法律制度才具有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29]區域法治要回應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時代主題,就必須確保區域內的立法不但不沖突,還要盡可能協同一致,區域行政立法協同便是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此種法治需求的回應。換言之,行政立法作為一種積極的和前瞻的塑造社會的活動,應在社會需求與目的之引導下能動地回應社會,形成社會活動的合法性基礎。[30](16-20)

  因此,區域政府之間的行政立法必須積極探索有益的法治方式,要及時推進區域法治領域供給側改革,將原本各自的獨立立法轉向相互合作的區域協同立法,緩解區域協調發展與法治實踐之間的張力,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進而言之,區域行政立法協同是區域協調發展的應有之義,也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法治需求而產生的“回應型法”。[31]鑒于人大制定法律、法規的成熟性、程序性、普遍性的高標準難以適應區域行政立法的試驗性、緊迫性、特色性的需求,所以根據憲法第3條和《立法法》第82條發揮地方政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允許以制定區域共同規章的方式解決區域協調發展面臨的問題,成為最佳選擇。

  在憲法未明文規定或人大未明確授權的情況下,制定區域性法律法規的條件尚不成熟,此時由地方行政立法權發揮先行先試的優勢,以協同制定區域共同規章的方式進行實驗性探索,可以解決法律法規尚不能或不便解決的問題,暫時性地做到有法可依,為后續區域人大立法協同等積累經驗。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緊迫性體現在,隨著區域協調發展的不斷深入,區域內部合作與交流日益增強,迫切需要立法調整區域內部關系,不能坐待經驗積累和時機成熟。而在解決這種緊迫性問題方面,地方政府進行立法協同可以及時適應新形勢和新變化,以區域共同規章的形式做出預測性的規制,解決缺乏上位法規定而又迫切需要用法來解決的問題。就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特色性來說,國內不同區域在立法上呈現出不同特色,各區域可依據各自實際情況,以協同制定區域共同規章的方式使立法更具針對性、現實性和可操作性。[29]如京津冀可以加強環境污染領域立法協同,而長三角可以側重于營商環境立法協同。

  (三)小結

  2018年的憲法修改成功地捕捉到了區域協調發展的時代主題。在此背景之下,為區域協調發展提供法治保障的區域行政立法協同應運而生。如果把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置于憲法中衡量,不難得出其符合憲法序言中區域協調發展思想的內在要求。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對區域協調發展的作用越大,其在憲法中的地位就越突出,因而其合憲性是沒有疑問的。從法解釋方法而言,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合憲”采用了解釋“國家指導思想”和“國家根本任務”的方式,而非直接尋求“區域行政立法權”條款的方式,通過明確區域協調發展的法治需求,賦予地方政府開展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權利,從而滿足了憲法保障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合憲性的功能期待。一言以蔽之,雖然區域行政立法協同沒有憲法上的明文規定,但無疑是符合憲法中蘊含的區域協調發展思想的。2018年的修憲認可了以區域行政立法協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必由之路,明確了區域協調發展的法治需求是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具備合憲性的重要依據。

  晚近以來,全球性行政改革與地方分權運動風起云涌,國家的角色與政府的功能必須面對嚴峻的挑戰而反思轉型,隨之亦帶動區域治理方式的運作和變革,使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強化政府之間的伙伴關系成為備受關注的課題。[32](1-2)在此語境下,以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區域法治創新實踐逐漸興起,但長時間以來,在區域行政立法協同引發的合憲性問題上未能取得共識。論證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合憲性,是保證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整體部署在法治軌道上的壓艙石,是展開其他問題的前提和基礎。脫離憲法所設定的法秩序,一切命題都顯得蒼白。筆者通過證成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合理性、可行性及運用2018年修改憲法后新的解釋素材,對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合憲性展開了討論,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當然,筆者主要從憲法序言中尋求解釋素材,如何與憲法正文各部分之間有效銜接,有待后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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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劉松山.區域協同立法的憲法法律問題[J].中國法律評論,2019(4).
  [32] 李長宴.邁向府際合作治理:理論與實踐[M].臺北:元照出版社,2007.

  注釋

  1可參見:孟慶瑜《論京津冀環境治理的協同立法保障機制》,《政法論叢》2016年第1期;林圻《淺析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視角下的地方立法協作》,《人大研究》2019年第1期;劉云甫《粵港澳大灣區法治文化的發展困境與優化路徑》,《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法學院
原文出處:楊杰.論區域行政立法協同的合憲性[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53(01):1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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