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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檔案法》境外適用的困境與條款修訂

來源:檔案學研究 作者:孫大東,彭登輝
發布于:2021-02-09 共9804字

  摘    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域外適用問題的探討與實施對于完善我國域外法律體系建設、維護我國國家利益以及推動我國檔案法制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本文根據法律域外適用的屬地原則、屬人原則以及保護性原則界定了《檔案法》域外適用的規制對象,指明了當前我國《檔案法》域外適用還存在法理束縛、缺乏先例借鑒、涉外法律人才短缺等困境,并建議增設有關域外效力的法律條款,以期促成《檔案法》域外適用效力的真正實現。

  關鍵詞: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 域外適用; 駐外機構; 境外企業;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the archive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legal system of our country,safeguard our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archives legal system of our country.According to the territorial principle,personal principle and protective principle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law,this paper defines the regulatory objects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the archives law,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the archives law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dilemma of legal binding,lack of precedent and reference,and shortage of foreign legal talents,and proposes to add legal provisions related to extraterritorial effe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the archives law the real realization of application effect.

  Keyword: Archive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verseas institutions; overseas enterprises;

  0 、引 言

  法律域外適用作為法律空間效力的一種,最早是從反壟斷法開始的,并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入和美國單邊主義的盛行逐漸引起了國際法學界的重視。“域外適用”在定義上有廣義和狹義的理解:狹義上的“域外適用”僅涉及本國法在主權范圍內對外國人適用,廣義上的“域外適用”則還會涉及本國法如何在境外被外部機構所適用。從適用范圍角度來看,法律域外適用不僅適用于如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公法,在實踐中還慢慢突破了屬地適用的束縛,使私法得以域外適用。
 

我國《檔案法》境外適用的困境與條款修訂
 

  2019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議強調,要加快推進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加強涉外法治專業人才培養,積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強化企業合規意識,保障和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1]同年4月10日,中國社科院國際法研究所在北京舉辦了2019年第二季度國際法熱點問題研討會,圍繞國內法域外適用基本理論、部門法的域外適用和海外法律服務等相關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同年11月,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加快中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以下簡稱《檔案法》)作為我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頒布的關于檔案事業發展的唯一的一部專門性法律,是協調國家機關、集體單位和公民三者在檔案方面關系的法律準繩,是我國公法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我國檔案領域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的進程不斷加快,無論是在學術研究領域還是在業務工作領域的形象和話語權都得到了較大提升。同時,隨著我國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駐外機構、境外企業的數量和工作人員的數量也在顯著增加,僅2019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就對全球167個國家和地區的653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2]對外勞務合作派出各類勞務人員48.7萬人,其中承包工程項下派出21.1萬人,勞務合作項下派出27.6萬人,2019年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總計99.2萬人。[3]這些駐外機構、境外企業在職能運行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珍貴的檔案。檔案是人類從事各項實踐活動的重要歷史記錄和見證,域外檔案工作關乎國家的利益安全與駐外機構、境外企業合法權益的維護!稒n案法》已由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于2020年6月20日修訂通過,這是檔案法治建設進程中的巨大進步,將為新時代檔案事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強法治保障。然而,這并不代表《檔案法》已經完善,不再需要修訂。我們應在充分研究和總結國內外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對有關條款進行必要的修正,增設有關檔案法律域外適用的內容,以便為我國在未來行使檔案法的域外管轄及處理域外檔案工作糾紛提供法律支撐與保障,促進我國涉外法律體系的建設與完善。

  在中國知網文獻數據庫中,筆者以“篇名”為檢索項,以“檔案法”并含“域外適用”為檢索詞進行精確檢索,檢索時間為2020年12月12日,檢索結果為0篇。同時,筆者以“境外+檔案”“域外+檔案”“駐外+檔案”等為檢索詞進行精確檢索,共得到文獻142篇。通過仔細閱讀,筆者發現只有少數成果涉及了境外檔案面臨的法律問題。其中,徐擁軍指出中資企業域外檔案的管理應遵循“雙重遵從”原則,既需要接受我國法律的管轄還要遵循所在國的法律,并說明了“雙重遵從”原則的法理依據與實踐應用;[4]徐擁軍、舒蓉、李孟秋詳細分析了我國境外企業檔案工作可以適用的法律原則,比如保護原則與雙重遵從原則等;[5]孫軍則對我國檔案管理法規關于境外企業的管轄應當依據國際公法規范還是國際私法規范、應當聚集在保管還是信息利用等問題做出了回答。[6]從上述梳理可以看出,當前我國《檔案法》域外適用的研究還顯得較為薄弱。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域外適用規制對象

  法律的域外適用并不等同于法律的域外效力,域外效力是僅適用于所有具有本國國籍的人,而域外適用的規制對象不僅包括本國人,還包括境內外的外國組織及個人。在法學領域,確定法律域外適用規制對象的原則主要有三個,即屬地原則、屬人原則與保護性原則。討論《檔案法》的域外適用首先便是應該依據以上三個原則厘清域外適用的“域”和“適用對象”。

  1.1 、屬地原則—外國駐華機構、企業與個人

  法律域外適用的首要前提即是有管轄權,客觀屬地是擁有主權管轄權的最直接性的支撐證據。狹義上的“域外適用”便是基于此依據,專指國內法在國內適用于外國人。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加強對外國駐華機構、企業檔案文件的監管勢在必行。根據我國憲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護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其規定擁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包含外國駐華外交機構、領事機構、國際組織駐華代表機構、外國駐華商務機構和國外民間組織駐華業務機構等在內的外國駐華機構以及在我境內融資、合法經營的外資企業和臨時過境、旅游的個人均應遵守包括《檔案法》在內的我國法律及相關條款。2006年,駐華日本報社《中日經濟新聞》,為日本外務省私下收集了大量的文件、檔案復印件,內容涉及中國領導人健康狀況、領導人講話以及外交政策等,被我國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審查。在依法審判中,司法機關除了依據《國家安全法》之外,也將原《檔案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攜運禁止出境的檔案或者其復制件出境的,由海關予以沒收,可以并處罰款;并將沒收的檔案或者其復制件移交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作為了審判的法律依據之一。

  需要提到的是,雖然國內法學界普遍認為國內法在國內規制外國人屬于法律的域外適用,然而也有部分學者對于屬地原則是否屬于法律的域外適用還有爭議。如沈涓研究員認為“國內法在國內適用于外國人”從國際私法的角度而言,是法的屬地適用,屬于法的域內適用。[7]然而,筆者通過閱讀相關文獻,并根據域外適用的狹義定義,認為屬地原則應屬于包括《檔案法》在內的法律域外適用的范疇。同時,由于歷史原因,港澳臺地區目前還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施行的是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法律,擁有立法權和較大的司法權與終審權,然而依然是屬于我國的主權領土,其境內的外國機構、企業和個人也應屬于我國《檔案法》屬地原則的規制范圍。

  1.2 、屬人原則—我國駐外機構、境外企業及個人

  域外適用的屬人原則一般是以國籍、住所、居所等屬人連接點為基礎,主要針對中國公民和企業在境外所從事的行為產生相應的域外效力,通俗地講,就是國內法在外國適用于本國人。對于《檔案法》來講,駐外機構、境外企業及個人是最復雜、也是最需要進行域外適用規制的對象。

  我國駐外機構是國家機關、媒體單位以及境內企業外派的具有公事性質的常設機構,主要有三類:一是駐外外交代表機關或者領事機關,二是企業駐外辦事單位,三是駐外新聞和民間機構。[8]駐外機構是我國主權的延伸,其在履行職能過程中產生的檔案是我國重要的知識財富和駐外機構活動的重要憑證,屬于《檔案法》第一章第二條規定的“指過去和現在的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以及個人從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科技等方面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應當按照第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四十八條規定,妥善保管,嚴禁賣給、贈送給外國人或者外國組織,并可對損毀、丟失、擅自抄錄、公布、銷毀、偽造屬于國家所有的檔案的行為給予行政或刑事處罰。同時,我國駐外機構應按照所屬上級機關的檔案工作制度對檔案進行妥善管理,如外交部駐外機構即應遵守《外交部關于駐外外交代表機關和領事機關檔案工作的規定》,并不得以屬地所在國的法律為由拒絕我國上級機關和檔案部門的檢查與指導。

  我國境外企業按照資本可分為全資附屬企業和參股企業,主要形式有境外合資經營、合作經營、獨資經營企業等。境外附屬企業屬于我國境內企業的一部分,其檔案材料對于認識我國對外經濟狀況意義重大,是企業維護自身權益和正常運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據和知識財富,其檔案工作需按照雙重遵循原則,接受國內及歸屬地檔案法律法規的雙重規制。我國《檔案法》主要針對的是對國家、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形式的歷史記錄,因此,對于私有性質的獨資、合資企業,其檔案資料并非《檔案法》所主要規制的對象,應按照《檔案法》第二十二條規定“非國有企業、社會服務機構等單位和個人形成的檔案,對國家和社會具有重要保存價值或者應當保密的,檔案所有者應當妥善保管……檔案所有者可以向國家檔案館寄存或者轉讓。嚴禁出賣、贈送給外國人或者外國組織”由各企業自行妥善管理,并接受規屬地的法律制度規制。如在英國的企業,理應接受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貿易與工業部等多家市場監管機構的檔案規定,按照英國《公司法》要求,私人公司需要保存三年、上市公司需要保存六年的會計和商業交易檔案[9]。

  同時,對于臨時出境公辦的機構、企業人員以及屬于我國駐外機構、境外企業的外籍員工,也均應按照屬人原則進行規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名人檔案對于國家和社會具有重要的保存價值,是國家的重要財富和信息資源,因而對于出境的名人而言,其公共活動中產生的檔案也應納入所屬單位機構的檔案管理事業之中,對于其在私人活動中形成的有價值的檔案在經過其本人的同意后也應征集歸檔、妥善管理。

  1.3 、保護性原則—他國的排斥性行為

  在涉外法律制定中,保護性原則是較為常見的立法出發點,具體表現是以立法的形式對外國組織、公民做出的有損于立法國利益的排斥性行為進行規制,使國內法在外國適用于外國人以及任何對立法國利益產生排斥和限制影響的行為,而無論行為人國籍為何,行為發生于何地。如我國《反壟斷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經濟活動中的壟斷行為,適用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壟斷行為,對境內市場競爭產生排除、限制影響的,適用本法。”

  駐外機構、境外企業作為我國主權的延伸或者境內公司的分支機構,并不具備獨立的法人地位,我國理應依據國籍原則對其行使正當管轄權和進行權益保護,而可以不受其所在國家的限制與干涉。駐外機構、境外企業的檔案資料是我國機構、企業重要的信息參考資源,是我國涉外實踐活動的真實反映,然而部分國家出于維護本國利益、竊取他國信息的目的,設立了一些限制檔案資料出境、有損我國主權與檔案工作利益的檔案法律條款。因而我國《檔案法》需要以保護性原則的行為效果作為判別管轄權的依據,合理維護我國域外的檔案工作正當權益。2020年3月18日,針對美國不斷升級對中國媒體駐美機構的無端歧視和政治打壓,限制駐美媒體機構人數并違規檢查其新聞材料、文書檔案,我國采取反制措施,要求《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等美國駐華媒體分社向中方申報人員、財務、不動產信息等檔案材料。這成為我國為保護本國利益,針對境外發生的有損我國國家利益的行為正確行使保護性原則的成功案例。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域外適用的困境

  2.1、存在法理束縛

  其一,從法律屬性上講,《檔案法》雖然屬于我國的公法范疇,但本質上屬于規范性的行業軟法,并不具有強制的執行力,利用軟法處理外國組織與公民的一般違法行為,對于當前的中國法律觀念以及不干涉他國主權的原則來說還存在操作困難。他國基于本國利益對我國《檔案法》域外效力是否愿意接受或者承認還存在較大未知數。其二,我國《檔案法》立法還不夠完善,法律制定較為宏觀,防御性較強,域外適用的指導思想并不明確,確立域外效力和保證域外適用效果的規則也都存在不足之處,對指導具體的實踐操作還存在不足與短板。而且,未來賦予《檔案法》域外效力的條款是否可能與國際禮讓原則產生沖突,產生域外過度管轄的后果還難以確認。因此,《檔案法》的域外適用如何實現既能遵循國際法精神又能維護我國檔案利益的動態平衡,目前還面臨巨大挑戰。

  2.2、 缺乏先例借鑒

  當前,美國的《聯邦機構檔案管理法》、法國的《檔案法》、英國的《公共檔案法》、國際《海牙公約》等世界各國乃至國際上的檔案法律都還未體現出域外適用的法律意志。這是因為法律制度的建立是以一定的政治思想作為指導的,西方國家普遍為資本主義制度,肯定私有制和倡導民主自由,亞非拉國家又大多繼承和遵循了他們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意志。因此國外的《檔案法》主要服務于資產階級利益,側重于公共檔案的管理以及維護公民的檔案利用權、隱私權和知情權,缺乏境外檔案規制的意識。“然而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檔案法》主要是服務于我國的檔案事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側重于保護國家、集體和人民的利益安全,政治性和保密性色彩較為濃厚。”[10]加之如今美國單邊主義盛行,一貫喜歡用行政手段制裁、限制他國駐外機構、境外企業,對我國的檔案工作和國家安全產生了較大影響,因此,我國有必要加強《檔案法》域外適用的研究、設定相應的條款以應對挑戰。

  雖然當前,我們并沒有可供咨詢與借鑒的他國檔案法律域外適用的實踐與經驗,但是在政治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不管是國際上還是我國法律中都開始了域外適用的研究和實踐,《刑法》《反壟斷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公法已經有了成文的法律條款和案例。如《刑法》第八條規定:“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的除外。”依照本條法律,2019年4月,我國對參與跨國販賣、制造毒品案的加拿大籍公民范威、伍子平判決了死刑。

  2.3 、檔案涉外法律人才短缺

  當前,我國不管是其他行業還是檔案行業,在相關法律的認識上、翻譯他國法律上、相關人才的培養上尚顯不足。當前,在我國的檔案高等教育事業中,檔案專業學習還偏重于學習基本的理論、知識和技能;在檔案工作領域,有法學教育背景的檔案工作者較為短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檔案領域對于法律域外適用的認知,制約了《檔案法》域外適用的立法以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在高層次人才方面,研究檔案法學的權威學者還較少且未形成較大的規模,研究的范疇也大多局限于國內,對于《檔案法》域外適用的研究還顯得較為薄弱;在相關成果方面,直到2017年才由國家檔案局政策法規研究司編譯出版了《境外國家和地區檔案法律法規選編》。由上述情況可以看出,我國關于檔案學的研究與實踐還局限于國內,缺乏走出去的魄力和成果,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國《檔案法》域外適用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也無法有效破除當前域外檔案工作面臨的動蕩的政治格局、多元的文化環境和復雜的法律環境等三重沖擊以及安全隱患叢生的困境。因而,在未來一段時間,檔案學專業應聯合法學、外語(小語種)專業聯合培養出一批外語水平高且熟悉黨和國家的相關方針政策、了解我國國情、通曉國際規則、精通國際談判的專業人才,使之既能夠熟練運用國際法規則,盡量避免出現因法律術語、邏輯思路、文化差異等原因造成譯本模糊與失真的問題,消減其他國家和地區對于我國檔案法律的認知誤區與消極看法,應主動借助國際檔案交流平臺、積極參加檔案法律國際交流活動,傳播《檔案法》域外適用理念,提升中國《檔案法》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同時,也應將國外的檔案法律法規進行合理地、正確地編譯,形成一定數量的具備域外法律效力的規范讀本,以便我國駐外機構、境外企業能夠知法懂法用法,能夠及時、合理地維護自身利益,打破國外壟斷法律解釋的僵局和反制域外不合理、不合規的檔案壓制行為。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域外適用的條款修訂

  確立本國法域外效力的規定是國內法域外適用的基礎,如果立法不具有域外效力,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就無法將國內法進行域外適用。因此,我們應從保護本國駐外機構、境外企業利益,維護本國檔案安全和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借鑒《反壟斷法》《證券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域外適用的探索與實踐,對《檔案法》修訂,增設有關域外適用的條款,切實厘清檔案域外司法、執法主體,強化檔案安全意識,確立《檔案法》域外適用的法律依據。

  第一,根據《維也納公約》《海牙公約》《巴黎公約》規定的“每個民族對他的財富和自然資源享有不可剝奪的主權”的原則,我國有責任也有義務參與管轄危害我國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的檔案違法活動。因此,可在《檔案法》第一章總則中補充“為維護我國國家安全利益以及國家主權,《檔案法》亦適用于一切觸及我國管轄權的境外內組織、機構和個人”的相關條款,以此為我國行使《檔案法》域外效力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

  第二,從總體來看,“我國現行法律整體上還趨于保守,防御性色彩濃厚,進攻性略顯不足”[11],《檔案法》也不例外。如其雖然把“嚴禁將檔案賣給或贈送給外國人”納入規制范圍,但并沒有真正賦予其域外效力。另外,在《檔案法》的規定中,也大量存在針對域外違法行為只處罰境內人員與組織,不處罰境外人員與組織的情況,如《檔案法》第四十八條第五款規定:將檔案出賣、贈送給外國人或者外國組織的,由縣級以上檔案主管部門、有關機關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以及第五十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擅自運送、郵寄、攜帶或者通過互聯網傳輸禁止出境的檔案或者其復制件出境的,由海關或者有關部門予以沒收、阻斷傳輸,并對單位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對個人處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罰款;并將沒收、阻斷傳輸的檔案或者其復制件移交檔案主管部門。”此兩款規定并不適用于外國公民在中國境內或境外所發生的行為,極大削弱了《檔案法》域外適用的效果。

  第三,對于實踐中大量出現的違反《檔案法》但尚不構成刑事犯罪的域外違法行為,也應被置于《檔案法》域外適用范圍之中,對違法人依法采取罰款、沒收違法所得等行政手段,現行《檔案法》在此方面的規定存在明顯不足。盡管行政處罰具有較為嚴格的屬地性,但是對于我國國家利益具有損害的檔案違法活動并不會僅僅局限于國內,將處罰對象嚴格限制于本國管轄領域之內,對于境外的檔案工作僅僅依靠各駐外機關、境外企業的境內上級機關組織的監管顯然不利于對檔案違法行為的預防和懲治,大大降低了《檔案法》對于域外檔案違法行為的威懾作用和實施效果。如此,也可為各機關涉外檔案工作規章制度的制定提供參考與借鑒,加大對域外檔案工作違法違規行為的督查與防范力度,并為之提供相應的法律依據。

  第四,我國檔案部門在法律執法方面往往具有被動性,當域外檔案違法行為發生時,通常由國家安全部門、司法機關等進行事實調查、取證、量刑,但這并不意味著檔案部門可以在相關案件的處理過程中缺席!稒n案法》雖然賦予了檔案部門擁有行政處罰的權力,但并沒有設立檔案部門可以起訴違法人的訴訟制度,更沒有用于規制域外檔案工作糾紛的條款,壓縮了我國檔案部門參與《檔案法》域外適用的可能性。筆者認為,《檔案法》第五十一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造成財產損失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存在執法主體不明確的問題,建議將本條中的“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修訂為:“構成犯罪的,應由司法機關、檔案行政部門依法共同追究刑事責任或者民事責任。對于檔案違法行為,檔案行政部門保有起訴責任主體的權利與義務。”

  第五,《檔案法》域外適用的設定與措施不應違反相關的國際法規則,這是衡量我國針對域外檔案管理工作行使管轄權是否合理和判別《檔案法》域外效力是否有效的前提。面對國家之間法律原則的利益沖突,我們一方面應積極推動國際檔案法的制定與修改,堅決遵守國際公約,維護好國際法治秩序;另一方面也應與其他國家加強交流與合作,對檔案的知識產權、國有檔案的歸屬、機構企業應遵循的檔案法律等進行厘清和界定,并對保護性原則進行合理的應用和規制,提升我國《檔案法》的國際影響力。在此基礎上,各國檔案部門可以加強互信合作、資源共享,在征集、贖回、復制境外民間檔案,電子證據認證以及打擊檔案違法犯罪等行為上深化合作。我國國家檔案局早在1993年就與英國圖書館理事會簽署了《諒解備忘錄》[12],為我國歷史文獻資源的交流與保管提供了明確的依據,這是我國檔案領域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合作的一個良好開端。

  4 、結 語

  在現有國際法規則框架下,完善我國《檔案法》域外適用法律體系,適度進行《檔案法》域外適用,既是深化國內法治改革的需要,也是順應國家安全觀、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促進和維護國際法治的必要舉措。諸如華為、中興等中國公司在境外遭遇美國制裁等事例,其會計檔案、商業貿易檔案遭到了美國政府的強制檢查,“本質上是美國政府動用公權力打破了私人交易主體之間的競爭格局和利益平衡,但企業與國家在規則博弈層面的地位并不平等,我國應通過設定合理的法律域外適用效力規則,將企業與國家的關系轉化為國家之間的公法關系,以應對糾紛關系中處于優勢地位的他國公權力,最終達到保護本國公民和企業的目的”[11]。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有義務也有能力為國際社會治理提供新理念、新方法,促進國際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適度的國內法域外適用正是中國履行此類責任、傳播中國智慧、展現中國力量的有效途徑之一。因此,對于快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來說,僅僅將《檔案法》適用于我國境內顯然有些不合時宜并存在明顯缺陷。完善《檔案法》域外適用法律體系,在現今國際新形勢下已迫在眉睫,并將成為我國域外法律適用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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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鄭州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原文出處:孫大東,彭登輝.《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域外適用問題探析[J].檔案學研究,2021(01):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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