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堂首頁 | 文獻求助論文范文 | 論文題目 | 參考文獻 | 開題報告 | 論文格式 | 摘要提綱 | 論文致謝 | 論文查重 | 論文答辯 | 論文發表 | 期刊雜志 | 論文寫作 | 論文PPT
學術堂專業論文學習平臺您當前的位置:學術堂 > 歷史論文 > 世界史論文

女性主義民族志的理論與生活實踐

時間:2020-10-30 來源:廣西社會科學 本文字數:9201字
作者:張曉佳 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

  摘    要: 女性主義民族志希望呈現女性鮮活的經驗,卻從側面構建一種連貫的全景式的民族志“整體”,彌補以往男性視角中女性經驗的缺陷。同時,女性主義民族志也將女權主義政治表述與田野研究結合在一起。對女性民族志者在田野調查與書寫過程中對研究對象如何關注、互動、反思的案例進行分析發現,女性主義民族志和受后現代主義人類學批評影響的“新式”人類學目標之間有著類似的文本策略,且女性主義人類學家內部在采用這一表述方式針對不平等和壓迫現象進行理論化描述時亦呈現差異。同時,二者目標也有明顯的區分,相對于全景式的描述,女性主義民族志更多旨在對女性主體進行個體化表述,而避免將之同質化。

  關鍵詞: 民族志; 女性主義; “新式”人類學;

  人類學試圖通過對大量文化產品的分析來了解社會結構及其象征再生產,物品是文化產品之一,是人類學家尋求社會秩序及其表征機制的一種媒介。通過這些產品,讓社會表述自己,在世界中尋找意義。而藝術人類學定位于立足從藝術的角度研究人的學科,力求破除西方中心論思想的束縛,實現全景式的人類學藝術(史)景觀。新式的藝術人類學研究強調對人類藝術活動當中的藝術行為和人的在場進行整體關照[1]。女性主義民族志在廣義上將婦女從事的藝術工作中的文化、性別和經濟相互關聯起來。大量女性主義民族志作品中呈現出女性的聲音,她們向人類學家講述自己的生活,并聲稱這些解讀和女性主義者的學術視角一般具有有效性。女性的解釋常常挑戰并與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語境相悖,終結了人類學和民族志中女性的歷史性“沉默”[2]。本文從兩種女性藝術作品形式,即婦女紡織及其商品化、婦女與染布藝術,解讀女性經驗對民族志知識重構作出的貢獻,認為除文本形式表述創新外還體現在兩個方面:理論層面的政治化訴求引發的知識建構,實踐層面的經濟、文化日常性。

  一、女性主義民族志理論的政治化

  Strathern發現,在人類學和女權主義之間的關系中存在一種“尷尬”,她對作為女性研究者在研究中尋找女權主義空間的經驗進行了批判。女性的重新思考在學科范式中稱為“抱怨”,而不是對傳統的合理挑戰,然而,考慮到社會科學話語的性別性質,人類學規范的制定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女性主義人類學理論,并將其貶為“論戰”或“政治”。而此時人類學中的“真實”理論無疑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Lutz指出,女性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認為這些工作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理論性的。她將當代學院派描述為一個由“高級”理論(白人男性的理論)、“中庸”理論(女性和有色人種的理論)和未受過教育的大眾(學生的理論)組成的等級體系。她認為,學院將“中庸”定義為政治行為而非理論,是一種遏制女權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批評的方式。就像“高”文化和“低”文化的等級劃分一樣,理論的等級劃分更多地反映了那些進行等級劃分的人,而不是理論本身[3]。

  (一)全景式的女性知識

  婦女的生活和身份并沒有單一的模式。婦女對生活的形容很少會涉及“追求意義”的訴求。相反,女性的生活往往因多重身份而支離破碎。進入理論需要記錄和理論化這些無止境的細節,因為女人的經歷是沒有止境的,故男性人類學家會認為這是對“流言”的驗證。女性主義人類學家的目標是將人類學與生活、政治聯系起來。也許正是這種傾向解釋了一些女權主義者傾向于創造一種與男性標準相媲美的趨勢。這使得女性主義學者無法回答一些基本的問題,比如我們如何理解女性的生活,如何將女性關注的問題轉化為女性的理論實踐。這些問題變成了田野工作者和政治活動家的領域,這些武斷的區分是女性主義人類學家一直試圖打破的科學知識的批評。精英主義化的學科規范鼓勵女權主義者從對生活和非學術女性的關注中抽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與女性主義者參與世界的方法和作為人類學家存在的理由是相反的。盡管如此,作為女權主義者,處在人類學邊緣地帶是一個雙刃劍:一方面,內在地與學科標準及其實踐者的互動充滿挫折;另一方面,正是這種邊緣的地位將有助于確保女性主義理論闡明政治實踐。

  (二)藝術史中被遮蔽的女性知識

  Sara Brett-Smith發現,巴馬納當地相對于獲得男性的秘密,透過遮掩去獲得關于女性的知識更有難度。當地男性負責雕刻,女性從事織物工作,通過性別,不同的藝術創作傳遞出不同的信息知識。在有關藝術史的知識中,這些信息被控制或限制。巴馬納社會結構對當地男性、女性擁有的知識有著建構作用,如木雕。盡管在殖民地時期,這種嚴格的區分社會成員的制度一定程度被消解,但很多女性和男性仍然遵守這種規則。雕塑仍然是雕塑工們的特權,而陶藝則是他們的妻子的特權。所有的女性都在從事染繪泥織物的工作。
 

女性主義民族志的理論與生活實踐
 

  工藝的生產過程也如此,“意義”作為一組相互聯系的事實,時常用“設計、母題、模式”等概念性的線索,將它們聯系起來,這對許多女性受訪者來說似乎不存在。比如一幅圖案,可以解讀為既有意義,又無意義,這取決于觀察者的視角。巴馬納女性將一顆開口鉆石形狀包圍的圓點圖案視為“護身符”“摩爾婦女的腳印”“泥地里土狼的蹤跡”“蜥蜴的頭”。前兩種解釋和居住在Beledugu北部的“伊斯蘭化的”摩爾婦女有關,后兩種則體現出“屬下”的含義。在巴馬納,土狼被看作具有魔法性的動物,而蜥蜴則同未受割禮的男孩子有關。巫醫們用蜥蜴來調節兩性關系,或治療不孕不育等疾病。傳言,將雄性蜥蜴做成食物送給男子,就會被對方愛慕。因此,蜥蜴頭就有了求子的含義。因此,怎么理解既有意義,又無意義?能夠理解巴馬納事物的人,對當地隱秘性知識的密碼的解讀,則可以看出,小小爬行類動物作為青春期男孩的獻祭物其中隱含地權力象征[4]。因此,意義通常會顯示出不穩定的、非物質的、轉瞬即逝的特質。盡管聽到的解釋某段時間可能會指向同一個主題。對泥布上的蜥蜴圖案,取決于觀看者決定怎樣解讀。

  “既有意義,又無意義”表達了巴馬納社會兩性的事實,任何有價值的知識都以一種奇怪的、特殊的方式出現或消失。何時產生意義,其內容對兩性來說似乎并無差異。巴馬納的男人和女人們在解讀蜥蜴的意義時,指涉的都是同一套交織的綜合信息。但是在揭示的過程中,在知識的組織中,兩性之間出現了差異。Smith發現,女性使用和擁有的知識的組織和解碼系統不同于她所采訪的男性雕塑工受訪人。首先,被稱為藝術品的女性的泥布中編碼的文化意義和模式都隱藏在泥布上的幾何圖案中,而男性雕塑工則視他們的作品是表述性的。其次,巴馬納女性故意將她們所知道的知識信息,小心地、用極為相似的細節單位藏于泥布設計的母題中。這些習得的細節單位的概念隨著時間散落,對泥布的使用者和制作者來說很少會開發出一種元話語,將這些細節單位與有關蜥蜴的象征知識的敘述聯系在一起。對制作者來說,當向年長的婦女學習制作泥布時,個體化的婦女必須超越常規,把知識的單位連接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因此,女性不是沒有能力或拒絕將自己視為知者、擁有潛在重要信息的人[4]。

  為何知識會分散成細小的單位,而大部分女性拒絕將這些細節通過敘述整合?最直接的解釋可能是婦女們害怕解釋暴力的東西。Smith的受訪人之一向她講述了自己童年時被母親強迫帶到儀式上接受割禮的經過,牽涉其中的男性扮演著暴力實施者角色。巴馬納女性面臨著雙重危險:一方面無法擺脫男性暴力的壓迫而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另一方面也無法避免年長女性統治者通過向男性尋求權力支持對年輕女性實施的壓迫。因而大多數女性久而久之選擇了沉默。此外,除去暴力威脅文化規約,巴馬納女性面臨的視覺表述問題也是原因之一。男性雕塑通常用于特定儀式,一年中少有機會拿出來使用,且這些雕刻作品常在夜間僅供男性參觀,因此為了避免誤讀以及方便交流,工匠們在制作雕塑時都會盡力賦予它表述意義并至少表達出清晰完整的內容信息。相反,女性制作的泥布則是日常穿戴使用之物,因此,衣服上的圖案可以在長時間的日光下供男女觀賞?紤]到女性受到的壓力,無怪乎她們會否定自己創作生產中的任何知識信息,因此對于她們使用非表述性的、幾何形圖案并不奇怪。

  巴馬納的雕塑和泥布在完成時并不會自動獲得力量,只有在這些物品浸入液體使用時,才會獲得力量。比如雕塑在浸入草木汁液,澆上獻祭用的血和粥或沉入河中。男性可以決定何時何地實施這種儀式,確保自己和所作物品的不被窺視和攻擊。而女性被認為無法控制她們不可避免的浸泡過程,如月經、失貞時失血、分娩時失血。一塊布,吸收了女性的液體時,會被認為是她的第二層皮膚,脆弱的自身的一部分。當地女性從不隨意處置舊衣物,因為從布料里抽出一根線來用于巫術非常容易,因此衣服特別是沾染了血液的衣物通常被小心藏匿起來,害怕被其他有敵意的婦人們偷去施加詛咒[4]。盡管泥布沒有承載著相同的意義,但這些可以反映出女性隱藏在布料背后的思考。因此,當織布工說出一個圖案的名稱,并表示只是個名字,并無意義時,都是多年來形成的下意識的防御心理。“我不擅長講話”,講話是男性的,而不是女性習慣的事情。這種故意的“不知道”傾向于阻止任何元語言的發展,人們可以用它來綜合和討論與泥布圖案有關的知識。

  當地女性泥布染工的經驗表明,概括形式的能力是不受歡迎的,并且對設計圖案的認知體現在對筆畫順序的堅持上。對西方觀察者來說不具有意義的圖案細節部分,她們反而給予更多關注,經常要求別人給她們布,并把布翻過來,以便檢查織物背面的筆畫順序。對她們而言有意義的是每一筆的大小、形狀和微妙之處,對其他文化背景的觀眾來說,圖案本身的直觀形象更容易受到關注。因而,女性染布工們認為只有那些被謹慎地分開的細節單位才有最深遠的意義,把它們連在一起產生的產品卻并不然。女性的知識描述儲存在小的、個體的單元里,這些單元在概念上的聯系受到強烈的社會甚至視覺上的限制。然而,把它們分解成一個個獨立的小塊,并按重要程度把小塊按等級排列的能力對大多數女性染布工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這種模式作為一個整體來學習,討論它的意義或者把它分解成組成部分對這些婦女來說并不重要。正如Smith所言:“在這個例子中,有趣的是,這個問題本身對我的女性受訪者沒有意義,盡管她們中沒有人會在教我如何畫我所問的十字時遇到任何困難。對這些染色工人來說,布料中央的圖案是作為一個整體來學習的,而把它分成幾個部分的想法對他們來說根本不重要。不幸的是,我無法找到并采訪該模式的發明者,他本可以澄清該設計是否是用一種抽象的視覺格式表達的諷刺評論,這種格式缺乏講述中固有的危險。盡管毫無疑問,在信任和足夠的時間的情況下,杰出女性可以以一種復雜的方式進行設計,即使她們寧愿不說出自己的知識。”[4]

  Smith所研究的泥布圖案所象征的意義是存在的,但對于大多數在傳統領域工作的女性來說,用語言來表達它們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是不受歡迎的。對于任何習慣了西方思維的人來說,這種對未被說出口的、視覺上被編碼的信息的偏愛,似乎從來沒有形成一個復合意義的上層建筑,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因為很明顯,巴馬納女性可以對她們所居住的世界作出復雜的視覺陳述,但是這些陳述隱藏在沉默的背景中,一個由微小的、離散的智慧單元組成的領域。Smith總結道:“把一個巴馬納女人可能知道但很少說的東西用語言表達出來是極其困難的,因為當一個人以一種相互關聯的方式把細小的、不相干的證據聯系起來時,他總是冒著解釋過度的風險。在巴馬納,承認知識——將小塊數據連接成一個無縫的整體——被視為是對權力的追求,而一個女人對這種追求的觀點和理解隱藏在一堆毫無意義的小主題背后,這些小主題隱含著同時又否定著意義。”[4]

  二、女性主義民族志視角的生活實踐

  藝術人類學通過研究發現,西方對藝術和工藝的區分使非西方手工藝品的藝術價值被貶低,并導致其全球貶值合法化。納瓦霍婦女創造的紡織品,在保留區形成之前,是美國西南部最有價值的貿易物品。作為牧民,納瓦霍婦女還可以繼續擁有生產資料,但她們失去了對紡織品銷售的控制。Kathy M'closkey在一篇關于納瓦霍女織工的文章中,強調了商人將女性編織視為一種普通商品的觀點與納瓦霍女性將編織視為一種生活工作的觀點之間的差異。在這篇文章中,批判了西方的“藝術”與“工藝”的觀點、女性“地位”的家長制觀念,以及與北美原住民的重商主義的發展如何與納瓦霍女性的劣勢交織在一起。M'closkey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人類學家在這個問題上保持沉默,盡管他們意識到商人們正在大量購買納瓦霍婦女復雜的編織圖案。她指出,有必要將女性主義人類學的實踐概念化,使其與今天社會中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雙重壓迫以及殖民主義的遺產的經驗者相關,并對她們有所幫助[9]。商人資本與父權制和藝術/工藝的區別聯系在一起,扭曲了納瓦霍織工的經濟貢獻。在西方美學以民族為中心的偽裝下,藝術帝國主義掩蓋了本地生產被本地商人盜用時所發生的無聲的、未被承認的轉變。許多幾百年前由土著人織成的紡織品,今天被視為“藝術品”,被商人、藝術家和收藏家大量收購,因為藝術/工藝、公共/私人、文明/野蠻、男性/女性等關鍵兩分法的表達符合交易者的利益,而女性主義視角則試圖解開這條被遮蔽的線索。

  (一)女性人類學家的差異性表述

  納瓦霍社會組織的親屬關系傾向于女性自治的母系社會,盡管在近代歷史上居住模式已經轉變為更加多樣化的模式。只要一個女人的親屬組成一個“擴展式家庭”,她就可以確保獲得清理過的土地,即使她從未結婚,離婚或喪偶?脊艑W家已經確定納瓦霍婦女在17世紀學會了編織。到19世紀初,納瓦霍織布機的產品已經成為西南地區唯一最有價值的商品。許多描寫納瓦霍生活的人類學家已經注意到編織是如何融入納瓦霍人的日常生活的。大多數納瓦霍女孩都是從一位女性親戚那里學會織布的,盡管有些織工是自學的。大多數納瓦霍人完全熟悉生產過程的幾乎所有階段,經常從事剪羊毛、收集染料、織布機建造和相關的工具制造活動。納瓦霍婦女擁有生產資料,雖然紡織工在不同的準備階段可能會得到親戚的幫助,但她通常會自己織布。

  近一個世紀以來,商人們都是按磅向納瓦霍人出售商品:機器織布、土豆和面粉、糖和咖啡。印第安人放牧、狩獵或種植的一切東西都以磅為單位與商人進行交易:松子、羊毛、綿羊、毛皮、玉米和紡織品?椆さ哪芰,他們的工作質量,他們的勤奮,都為商人、傳教士、印度代理人和教育家所評價。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中可以明顯看出,納瓦霍婦女并沒有購買或交易紡織品的小飾物。他們在商人那里有自己的羊毛和編織賬戶。對人類學和民族史學文獻中提供的賬簿和其他文獻資料的核對表明,這些賬簿的生產對其家庭的經濟福利是必要的。然而幾十年來,他們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每小時的編織費平均不到5美分。這種剝削長時間內沒有得到改善。一個多世紀以來,納瓦霍族婦女一直在“公眾的視線中”織布,她們被用作吸引生意的主要手段。她們的能力在印地安人集市和博物館得到認可。她們被包括女性人類學家Gladys Reichard和Ruth Underhill在內的眾多人類學家所研究。然而,60多年來,關于編織的市場營銷,文獻中卻只字未提。保留地的納瓦霍婦女幾乎都從事編織地毯的工作,自己出售或向商人出售織物。雖然獲得收入,但這一活動不包括在這一分析中,因為它不是工業勞動意義上的正式工資。因此,很多文獻中都談到印第安保留地資本主義的發展,認為通過意識形態,納瓦霍織工變得私有化和被馴化。“女人”,不論種族或地域,變成了所指的“家庭的”領域范疇。納瓦霍地毯經銷商也做了同樣的事情,他們對婦女編織的瑣事視而不見,認為那不是“真正的工作”。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盡管編織是保留地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并不是一項全職工作。因此不可能有工資標準[10]。

  大量的紡織生產助長了資本主義的積累。正如Mies所描述的那樣,整個交易中心都由男性主導。像知名商人對紡織市場進行評估、控制,人們懷舊地回憶起他們的名字,而織工們則被匿名。納瓦霍織布的延續歸功于貿易商,還有設計上的改變。充分認識到編織對納瓦霍人的經濟福祉的重要性,將會直接抵消西方盛行的關于什么是“適當行為”和婦女的適當領域的說法[11]。承認納瓦霍婦女的經濟貢獻將直接挑戰西方社會關于婦女作為家庭伴侶和母親的主導意識形態。納瓦霍婦女的觀點在西方對土著的殖民中,同樣也經歷了父權壓迫的二次致命。女性主義人類學家也在西方藝術世界中找到了這種沉默的相似之處。Reichard和Underhill評論但從不批評與土著生產者的貿易關系,因為貿易商被認為是他們產品的唯一出口。博厄斯的人類學田野研究范式賦予收集所有“事實”的特權。作為他的學生,這些女性人類學家在部落生活的許多方面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她們描述各種工藝品生產的專著已經成為該學科的經典。在歷史特殊主義中,變化從來沒有被討論過。因此,結構性沖突仍然是看不見的和不相干的。

  (二)女性視角對西方藝術觀念的挑戰

  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創作需要在制度環境中學習特定的技術和技巧。由于藝術院校的組織以及社會習俗的制約,無論女性多么有才華,都不可能取得與男性相同的成就。任何藝術家訓練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參加以裸體男性為主題的繪畫課程;直到19世紀末,婦女才結束被排除在這類繪畫課程之外的命運,那時畫裸體女性是很普遍的。因此,成為藝術家的婦女都是著名畫家的女兒、情婦或妻子。盡管受到許多限制,婦女們還是設法進入這一領域。然而,19世紀,主要的藝術史文獻沒有包括任何女性畫家的傳記。女性顯然是藝術的主體,但作為創作者,她們的記錄分散而稀少。

  在19世紀,現實主義在藝術中占統治地位,所有類型的幾何圖案都被認為是低級的設計形式,它們被認為是藝術中女性的表達,純粹的裝飾精神。維多利亞時代的藝術評論家和歷史學家John Ruskin指出,女性的智慧不是為了發明或創造。女性被認為缺乏資質的原因之一是她們對幾何形狀的偏愛(以圖形形式表現在被子、被單以及土著紡織和編織圖案中)。在20世紀早期,兩位新石器時代藝術的歷史學家指出幾何風格主要是女性風格。幾何秩序似乎更適合家庭生活,女人的迂腐整潔,同時又迷信謹慎的精神,而不是男人。它被認為是純粹審美的、瑣碎的、毫無生氣的,盡管它的色彩華麗,但它是一種嚴格限制的藝術形式。但在其限度之內,健康高效、賞心悅目的工業表現及其外在的裝飾性,是女性精神在藝術中的表現[12]。紡織品被放置在床上、身體上或地板上,而不是墻壁上,它們也不可能被“視為”藝術,它們被放置在藝術世界創造和支配的空間之外。近三百年來,藝術制度化的方式塑造了人們對藝術世界之外的“藝術”的認知。古典藝術史學家和美學家所發展的語言告訴我們誰創造了藝術(誰沒有),什么是藝術(什么不是)。排斥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控制手段。藝術史書籍中沒有紡織品,這充分說明了人們是如何看待這類作品的。

  在非西方社會,紡織工人幾乎總是自己設計紡織品。紡織生產的形式實際上是一種全球現象,是“藝術”生產的對立面。歐洲殖民者有關藝術/工藝的區別的觀念導致了藝術帝國主義現象,土著的藝術遭到破壞,因為土著手工在許多地區已經減少到一個小飾品行業[13]。隨著小型社會日益工業化,許多地區的紡織生產將繼續惡化。因為西方認為的繪畫、雕塑和版畫是唯一合法的藝術形式。在西方,個人藝術家從一個少數群體可以享受經濟上的成功,迎合市場的精英,而土著們共同繼續編織,鍋碗、籃子等生活用品提供無處不在的工藝市場。

  不幸的是,人類學家一直在這種概念二元論的框架內工作。當土著貿易網絡被殖民商人破壞或摧毀時,在接觸后的情況下出現的質量惡化未能引起人類學家的反應,當地人被認為只生產實用的“工藝品”。大量的美國人類學家在這一地區進行著積極的研究。西方藝術史、美學的分量,以及藝術與工藝生產的結構關系,掩蓋了藝術或工藝生產的平行過程。殖民者認為土著人是藝術文盲,因為他們既不畫畫,也不在公認的美術媒體范圍內創作。在西方思想中如此盛行的身心二元論在文藝復興時期擴展到了藝術領域。繪畫和雕塑的創作成為一種智力活動。手工(包括織布)的生產被降格為體力勞動。后來的人類學發展,改變了人們通常將工藝(Craft)與藝術(Art)進行區分的認知。就像人類學家反對區分高文化(High culture)與低文化(Low culture)一樣。將兩者進行區分的觀點映射了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局限了人們的思想。作為人類學者,要做的就是消除這種殖民主義的思想,消除這種在我們思想上的殖民。這一后來發展的觀點中,體現出女性主義學者所作的貢獻。

  三、結語

  許多西方女權主義學者對女性的經歷和結束對女性的壓迫所需的全球變革所做的普遍主義假設,現在看來是有問題的。在婦女與發展理論中產生了一種新的主客體對立:即西方女權主義者(自我/主體)與所謂的“第三世界婦女”的普遍化范疇(其他/客體)之間的對立。一種可能有助于改善知識帝國主義的女權主義方法這兩種分析框架:以男性為中心的榮譽和恥辱的性別關系模型,把男人當作主體,把“女人”當作男人的“他者”,以及女權主義提出的一個理想的具有普遍自主性的女性主體的運作框架。記錄婦女的故事使人類學家了解到婦女經歷的多樣性,并認識到特殊的社會、經濟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多種主體地位的存在。講述婦女的故事可能最終有助于發展更適當的框架,以了解并改善全世界婦女的生活條件。有系統地記錄婦女的故事被看作在更民主的條件下進行研究的一種努力,并希望這些婦女的話將使包括研究者在內的他者不會在她們的生活中武斷地強加任何極權。

  Stephen Tyler將新的民族志定義為“后現代世界是一個后科學世界。后現代主義的民族志為它捕捉了后科學世界的這種情緒,走向抽象,遠離生活而回歸體驗”。人類學中關于文本生產的新自我意識鼓勵用形式進行實驗,其中最受歡迎的是對話式和多卷本的“新”民族志——“在文本層次上的非殖民化[提供]的聲音。包括敘述者/人類學家在內”[14]。然而,女權主義人類學家一直在試驗形式、方法和理論。女性主義人類學家還努力認識到新的權威模式是經驗的、主體間的和對話的。女權主義者也在他們的文本中尋求承認新的和多重的主題立場的可能性。在全球語境中工作時遇到性別化差異的現象時,自身作為受過訓練的人類學家的經驗同所研究的文化語境中的女性間產生矛盾沖突是常見的困境。這里存在著理論化女性和呈現女性之間發生的張力。文化相對主義是人類學的標志,然而人類學的學術訴求確是普世主義經驗,女性主義人類學家在政治和實踐的交叉協商地帶,需要構建出一個理論空間。

  參考文獻

  [1] 鄭元者.藝術人類學與知識重構[N].文匯報,2000-02-12
  [2]Ardener S.ed.Perceiving Women[M].New York:Wiley,1975.
  [3]Lutz,Catherine.The Erasure of Women's Writing in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J].American Ethnologist,1990,17(4):611-27.
  [4][5][6][7][8]Brett-Smith S.The knowledge of Women,in Westermann M.edited.Anthropologies of Art[M].Massachusett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143-164;143-164;143-164;143-164;143-164.
  [9]Kathy M'closkey.“Trading is a White Mans Game”:The Politics of Appropriation:The Lessons From Navajo Women's Weaving,in Sally Cole eds.Ethnographic feminism[M].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 Inc.,1995:97-118.
  [10]Maxwell,G.Navajo Rugs,Past,Present and Future[M].Santa Fe Heritage Art,1963.
  [11]Leacock E,Etienne M,eds.Women and Colonization[M].New York:Praeger,1980.
  [12]Parker,Rozika,and Griselda Pollock.Old Mistresses:Women,Art and Ideology[M].New York:Pantheon,1981.
  [13]Hirschmann N.The World in a Paper Bag[M].Kroeber Anthropological Papers 1976:44-70.
  [14]Abu-Lughod,Lila.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J].Women and Performance 1990,5(1):7-27.

  原文出處:張曉佳.民族志知識重構與女性藝術[J].廣西社會科學,2020(05):139-144.
    相關內容推薦
相關標簽:
  • 成都網絡警察報警平臺
  • 公共信息安全網絡監察
  • 經營性網站備案信息
  • 不良信息舉報中心
  • 中國文明網傳播文明
  • 學術堂_誠信網站
北京麻将游戏 凤凰彩票平台客户端 (*^▽^*)MG真正高手闯关 9号彩票平台在线客服 (*^▽^*)MG戴图理的神奇七APP下载 牛浙江快乐彩走势图 (★^O^★)MG妹妹很饿APP下载 (*^▽^*)MG德科钻石_稳赢版 22选5胆拖中奖规则 广西快乐双彩玩法 排列五升级七星彩 (★^O^★)MG女孩与枪_破解版下载 (★^O^★)MG野牛闪电战技巧介绍 (-^O^-)MG野生熊猫_最新版 一肖中特死公式规律 (★^O^★)MG经典243爆分技巧 (★^O^★)MG万圣节在线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