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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拉古民主政治的大概歷程和基本制度探究

時間:2020-10-30 來源: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本文字數:21407字
作者:晏紹祥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摘    要: 因為史料缺乏,有關公元前5世紀敘拉古是否曾建立民主政治,仍在學術界存在較多爭論。文章以修昔底德、狄奧多魯斯等古典作家的材料為依據,結合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首先指出早期敘拉古的確缺乏民主基因。但公元前5世紀前期敘拉古僭主政治垮臺的特殊背景,主要是公民群體的突然形成以及僭主的壓力,使敘拉古的民主政治成為可能。新生的民主政治具有城邦民主的一般特征,在實際運作中以公民大會的辯論與決議、活躍的演說家和相對強勢的官員為基礎。在民主政治存在的半個多世紀中,敘拉古成功處理了內部糾紛,實現了社會穩定和繁榮,擊敗了雅典的入侵。對敘拉古民主政治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加深對古代希臘世界民主政治多樣性與復雜性的理解。

  關鍵詞: 敘拉古; 民主政治; 公民集體; 制度與運作;

  引言

  凡論及古代希臘民主,人們首先必想到古典時代尤其是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民主。的確,在許多方面,雅典民主政治都堪稱古代民主政治的代表。近代史學中第一個為民主政治翻案的史學家格羅特12卷的《希臘史》就是以雅典為中心。1然而,古代希臘歷史從來就是多中心的,作為希臘世界基本的國家形態———城邦,其制度中都包含程度不等的民主因素。公元前6世紀初,平等趨向同時出現于北非、小亞細亞和雅典等多個地區的希臘人城邦中2,甚至民主政治都未必首先出現于雅典。(1)3雖然希臘史研究中雅典和斯巴達中心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但對敘拉古的民主制,學術界的討論仍相對較少。與汗牛充棟的論雅典民主政治的著作比較,新世紀以來,僅有魯特和羅賓遜等專文討論敘拉古的民主政治。(2)4由于資料缺失,也由于研究不足,兩人在敘拉古民主政治的許多基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魯特否認公元前5世紀敘拉古的制度是民主政治,認為那最多是寡頭因素與民主因素的混合,其中又以寡頭制成分占優勢。如果敘拉古真實行過民主政治,最多也就是公元前413年戰勝雅典人之后的數年時間里。羅賓遜相對肯定,認為敘拉古民主政治始于僭主政治垮臺之后,一直延續到公元前5世紀末,前后約60年。演說術的流行、人民領袖的崛起、公民大會的強勢地位以及橄欖葉放逐法等,證明敘拉古的民主政治有相對完善的制度設計。在實際運作中,民主政治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績。但是,他的觀點并未得到完全接受,最近出版的德安格利斯的著作就公開質疑羅賓遜的結論,基本回到了魯特的論點。德安格利斯尤其指出,敘拉古復雜的社會矛盾,土地所有者的優勢,都表明它難以實行民主政治。(3)5

  有關敘拉古民主政治的分歧和爭論,一方面凸顯了資料的不足,有限的資料,因為可靠程度和語境問題,也可能引向不同的解釋,但同時也為我們根據最新研究成果做出新的探討留下了空間。本文的基本意圖,是根據古典作家的記載,結合考古資料和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初步重建公元前5世紀中后期敘拉古民主政治的大概歷程和基本制度,以求有助于對希臘歷史上這個重要問題的理解。

  一、敘拉古國家的早期發展

  據修昔底德,敘拉古是希臘人在西西里建立的第二個殖民地,古老程度僅次于納克索斯,殖民者來自科林斯。如此,其建立年代當在公元前734年左右。但其他古代作家暗示的年代并不完全與修昔底德吻合。(4)6在西西里的希臘人中,敘拉古雖然占據了有利的地理位置,土地肥沃,有良好的港口,但最初并不引人注目。西部希臘人早期修建的豪華神廟,大多出自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其他希臘人城邦之手。在物質文化上,敘拉古最初并不顯眼,原因部分在于,敘拉古殖民者來自不同的城邦,與當地居民西凱爾人矛盾尖銳,內部并不平靜。修昔底德暗示最初的殖民者全部來自科林斯,但考古發掘和當地的地名顯示,敘拉古境內有不少西凱爾人與敘拉古人混處,殖民者中,也有部分人來自優卑亞等地。(5)7居民成分的復雜,使得西西里的希臘人城邦不太容易形成統一的城邦認同,由于利益糾葛,土地分配不均,以及城邦自身的脆弱,不同來源的公民之間會爆發矛盾,甚至公開的武裝沖突。如阿克比亞戴斯意識到的:

  盡管西西里的城邦人口眾多,但多族雜居,其公民人口易于遷徙和流入。由于這個緣故,誰也不打算代表自己的國家用武器保衛自身安全,或為耕作土地對其進行持久的改良。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可以通過動聽的言辭,或者通過搞派別斗爭,從公家撈取錢財;如果此路不通,就遷到他邦生活。如此烏合之眾,不可能一條心地聽從建議,也不能采取統一的行動;如果我們的提議合其脾胃,他們很快就會一群一群地跑到我們這邊來,特別是在他們內訌之時……(1)8
 

敘拉古民主政治的大概歷程和基本制度探究
 

  阿克比亞戴斯這番話發表于公元前415年雅典公民大會上,意在反駁尼奇亞斯有關西西里遠征困難重重的觀點,煽起雅典人遠征的熱情,因此不免夸大了西西里希臘人之間矛盾的尖銳程度,而且他所說主要是就西西里希臘人整體而言,不代表每個城邦內部都是如此。同時,阿克比亞戴斯顯然受到了公元前5世紀中后期西西里僭主政治瓦解后城邦內部發生的糾紛以及人口遷移的影響(2)9,不能完全代表民主政治建立之前敘拉古的情況。但是,他指出的西西里希臘人城邦的幾個主要特點:公民內部矛盾復雜,缺乏牢固的城邦認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西里人自己的呼應。在敘拉古人的一次公民大會上,阿泰納戈拉斯指出:“我們的城邦少有平靜之日,經常處于內訌和斗爭之中,與其說與敵人斗,不如說與自己人斗。有時還受僭主的統治和邪惡的寡頭統治。”(3)10兩相印證,他們的發言的確反映了西西里的實際,對古典時代前期的敘拉古而言,也具有相當的真理性。

  如前文已經指出的,敘拉古城邦建立之時,殖民者可能就來自不同的城邦。從后來的歷史看,第一批殖民者中包含的優卑亞人和科林斯人成分,沒有對敘拉古城邦的認同產生嚴重影響,以至于危及敘拉古公民團體的團結。但古風時代逐漸形成的社會結構,特別是土地占有的不平均,造成了城邦內部的分裂。

  有關埃提奧普斯用自己的土地所有權換取一塊蜜糕的故事(4)11,一方面表明殖民者出發之前已經確定了平等占有土地的原則;另一方面也表明,對土地的不平等占有在殖民地建立初期就已經存在。埃提奧普斯的故事至少說明,他為了一塊蜜糕出賣自己的土地所有權,而殖民者的領袖阿奇亞斯至少借此獲得了兩份土地。(5)12但這樣的情況終歸是例外,因而引起了古代作家特殊的注意。一般來說,殖民者占有的土地仍保持大體平等。意大利、黑海周邊等地的考古發掘暗示,甚至到古典時代,殖民者占有的土地仍相對平均,他們內部的分化并不嚴重。(6)13以此類推,則敘拉古殖民者最初占有的土地可能也大體平等。但這僅僅是指最初的殖民者。公元前7到前6世紀西西里希臘人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肯定不完全是殖民地人口自然增長的結果,而應當有大量新移民來臨。如同第一批移民一樣,他們中有政治上的失意者,如斯巴達的多利歐斯,也有期望到西西里和大希臘發財者,還有些如弗凱亞人和美塞尼亞人那樣,因為自己的國家被他國征服,而整體搬遷到西西里及其周邊地區。(7)14他們中的部分人僅僅是過客,但也有相當部分人選擇在西部定居,成為希臘人殖民城邦中的新來者。公元前7到前6世紀,敘拉古在原有的墓地之外,新增了兩塊墓地,顯然是為應對人口移入和增長的需要。(8)15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第一批殖民者已經占據了最好最肥沃的土地,而且一般禁止對已經分配的土地再行分配,成為所謂的貴族,政治權力可能也被他們壟斷。新來者雖然可能得到所在城邦的公民權,但只能滿足于相對較差的土地。在政治上,新來者大約也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在經過兩個世紀的發展之后,西西里希臘人城邦大多形成了寡頭政治,掌權者一般是最初的殖民者和他們的后代。“西西里的共同體很快就發現他們處于古老的希臘人模式之下。貴族家庭或家族掌握的權力在增長,他們占有了大部分財富,財富意味著土地,祭司職位和司法管理也是如此”(1)16。

  對古風時代敘拉古的政治和社會結構,我們的資料非常稀少。但比較肯定的是最初的殖民者及其后代形成了一個名為土地所有者(Gamoroi)的集團,并與一般公民區分開來。根據希羅多德和亞里士多德的意見,寡頭統治一般的特征是不穩定。一是他們內部常常為爭奪最高權力發生內訌,一是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的下層階級會起而暴動。(2)17在敘拉古早年歷史上,有兩個年輕人因為一樁簡單的愛情事件,“各自集結對他同情的官員和公民互相攻擊,終至整個公民團體分成了兩不相容的黨派”(3)18。遺憾的是我們不清楚這件事情發生于何時,最終如何收場。如果這還是寡頭內部的斗爭引發的小規模沖突,公元前5世紀初年的爭斗,則發生在上層土地所有者與下層民眾之間。(4)19對于這次引起了嚴重后果的沖突,我們的資料僅有希羅多德有限的幾句話以及亞里士多德一句不太明確的判斷。(5)20此前敘拉古曾與蓋拉僭主蓋隆交戰,不幸遭遇失敗?屏炙谷撕涂莆骼说慕槿,使敘拉古得以保持獨立,但喪失了殖民地卡馬利納。此后不久,敘拉古內部發生沖突,平民聯合為土地所有者耕種土地的庫呂利奧伊人驅逐了土地所有者階級。后者逃亡卡斯麥奈,并對敘拉古開戰。為了達成回國的愿望,土地所有者向蓋隆求援,蓋隆借機干預。與此同時,城內的民主政權可能政績不佳,或者面對蓋隆絕對優勢的軍隊,感到力量不足,因此未加抵抗就同意蓋隆入城。(6)21此后數十年間,敘拉古處于蓋隆家族的僭主統治之下。

  希羅多德這段記載雖然簡短,仍給我們透露了敘拉古社會的諸多重要方面。首先,公民被劃分為土地所有者與平民兩個階層,二者之間矛盾尖銳,迫使下層階級發動革命,將土地所有者階級趕出敘拉古。但土地所有者并不愿放棄自己的利益,如阿克比亞戴斯所說的那樣,寧肯引狼入室,也要重奪權力。他們寧愿向蓋隆求援,也不愿與平民和解。同理,當平民面對蓋隆大軍時,或許他們認為,哪怕是接受蓋隆的條件,也較直接讓土地所有者重新掌權更加可取,因此他們選擇不加抵抗的屈服。不管是土地所有者向蓋隆求援,還是平民不戰而降,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7)22其次,土地所有者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小地主,他們應該占有相對較多的地產,地產的規模不僅足以養活他們自己,而且足以養活為他們耕種土地的那些庫呂利奧伊人。一般平民擁有的土地較少,或許只夠糊口。庫呂利奧伊人對自己的處境也不滿意,在時機來臨時,他們選擇與平民聯合,共同對抗土地所有者。兩個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關系,使端賴公民群體內部團結、公民集體共享城邦的天然民主傾向,(8)23不容易在敘拉古成為現實。敘拉古最初的民主,是下層平民與庫呂利奧伊人排除土地所有者的民主,而且試驗不太成功。亞里士多德指出,民主政治不僅未能擊敗土地所有者,反而讓國家陷入了混亂和無序,進而造成了他們面對蓋隆時的軟弱。(9)24

  可是,蓋隆家族的僭主統治,與古風時代希臘本土的同儕擴大城邦統治基礎不同。他們不僅未能解決敘拉古固有的社會矛盾,反而造成了更多的問題,其中最嚴重者,莫過于大規模遷移居民以及由此引起的財產關系的變化。

  據希羅多德(1)25,蓋隆取得敘拉古之后,并未對敘拉古已有的體制做出任何改變,也沒有觸動原有的居民。但他從此離開蓋拉,把敘拉古作為自己的權力基地,并且開始加強敘拉古的實力。但他的擴張不是希臘大陸城邦那樣簡單地擴大所在城邦的領土,而類似于亞述和波斯等專制帝國的做法:大規模遷移居民。他首先征服了卡馬利納城,把那里的居民全部遷移到敘拉古,他還把一半左右的蓋拉人移到敘拉古。隨后他的目標是針對麥加拉和優卑亞人的城邦,強令麥加拉—敘布萊亞的富人移居敘拉古,把窮人賣到西西里之外為奴。對于優卑亞人的殖民地如納克索斯和卡塔奈等,他可能采取了同樣的措施。蓋隆的做法在短期內急劇增加了敘拉古的人口,擴大了統治區域,壯大了實力,從此使敘拉古成為西西里希臘人的第一城。(2)26

  但是,這種不顧過去的歷史聯系,大規模遷移人口的行動,無疑對敘拉古以及相關城邦的人口結構、財產關系造成了嚴重影響。同時,僭主蓋隆的統治,更多地依靠雇傭兵而非平民的支持,因此在政策上不像希臘本土的僭主,多少偏向平民,擴大城邦基礎,反而偏向富人,恢復他們的統治,因為他認為:“平民是最難于與之相處的人們。”(3)27后來他的確授予部分人敘拉古公民權,但他們既不是平民,更非富人土地上的庫呂利奧伊人,而是他自己的雇傭兵,數量可能達到1萬人。(4)28因此敘拉古僭主不僅沒有提升平民的地位,改造社會結構,反而強化了富人的特權,并且通過人口混合,削弱了城邦作為一個公民共同體的認同感。“蓋隆的政策代表的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本質上是復辟和強化”(5)29。即強化了土地所有者階級的權力。事實上,僭主的做法從許多方面破壞了城邦的慣例,他們頻繁地摧毀和重建城市,屢次成千上萬地遷移人口,為了王朝的需要,實行多妻制。在希臘本土僭主政治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之際,西西里的僭主在公元前5世紀前期繼續保持,而且表現出僭主所有惡劣特征中最為惡名昭彰的一面。(6)30在他們的統治下,敘拉古似乎不大可能培育出產生民主政治的土壤。

  二、敘拉古建立民主政治

  表面上,公元前5世紀70年代是西西里僭主政治最為強大的時期。西西里主要城邦,從南部的阿克拉加斯到北方的希麥拉,包括東海岸的敘拉古在內,基本都處在僭主的統治之下。但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到公元前5世紀60年代中,整個西西里的僭主政治,包括敘拉古的在內,突然都崩潰了。首先垮臺的是阿克拉加斯和希麥拉的僭主。雖然弗里曼早已指出,有關西西里史的資料非常不可信,相關描寫大同小異,甚至可以相互置換,(7)31但古代作家們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所有城邦的僭主在10年左右的時間里先后垮臺,民主政治代之而起。(8)32敘拉古是受這波浪潮波及的最后一個主要城邦。蓋隆死后,僭主之位順利傳給其兄弟希埃羅。希埃羅死后,僭主家族內部爆發了一場繼位之爭,斗爭以塔拉敘布魯斯的勝利結束,但此人統治殘暴。據狄奧多魯斯:“他處死了許多公民,通過虛假的指控,迫使不少人流亡,為王家財政而覬覦這些人的財產。”(1)33此外,僭主大量招募雇傭兵以對抗公民兵的舉動,也招致敘拉古人的痛恨;蛟S是在西西里僭主普遍垮臺的影響之下,敘拉古人群起暴動,將僭主圍困在衛城上。僭主以及雇傭兵聚集起來與公民對抗。敘拉古人轉而向蓋拉、希麥拉和阿克拉加斯等自由城邦求援。它們都做出積極響應,尤其是派來了海軍。敘拉古人和同盟的海軍一道,在海陸兩邊的會戰中都取得了勝利,迫使僭主退位。經過談判,塔拉敘布魯斯不受傷害地離開,去了意大利。他留下的雇傭兵被驅逐。原本由敘拉古統治的周邊城市隨之獨立,戴伊諾麥奈斯家族的僭主式帝國隨之瓦解。“從此時起,敘拉古擁有了和平,繁榮大大增加;保持其民主政治將近60年”(2)34。

  對于僭主垮臺后敘拉古政制的性質,古典作家并無異議,一致公認此時的敘拉古是民主政治。我們首先有修昔底德的證據,他生活于公元前5世紀中后期,與敘拉古民主政治幾乎同時代,因此最有權威。他借阿泰納戈拉斯之口宣布,當時的敘拉古實行民主政治,并且極力為民主政治辯護,“首先,‘人民’顧名思義指的是全體,而‘寡頭政體’指的是部分。其次,富人最善守護財富;明智之士最善謀劃;民眾聽了討論后,最善評判。這三類人,部分地或全體地,都在民主政體里享有平等的地位”(3)35。隨后,他抨擊了寡頭政治讓多數人分擔危險,自己占有全部好處的行為。如果敘拉古當時是寡頭政治,阿泰納戈拉斯不太可能在公民大會上如此發言。他的話表明,敘拉古當時實行的只能是民主政治。在修昔底德的著述中,多次記錄敘拉古舉行公民大會的情景,而且幾乎每次會議,似乎都有重大的事情需要處理。阿泰納戈拉斯的言論,就發表在公元前415年雅典入侵前夕的公民大會上。后來,敘拉古人還就戰爭的策略、將軍的任免、處置雅典戰俘等多方面的問題,數次舉行公民大會。至少在修昔底德筆下,敘拉古重要的政策,都出自公民大會的決定。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敘拉古人擊敗雅典海軍之后,赫摩克拉泰斯本來期望敘拉古人能夠連夜出兵封鎖雅典軍隊的撤退路線,但當時敘拉古人正在狂歡,赫摩克拉泰斯只好訴諸計謀拖住雅典人。但他們都是以私人而非敘拉古人群體代表的身份,因為他們并未得到公民大會授權。所以,至少在修昔底德筆下,敘拉古的公民大會掌握著國家的政策,國家的制度根據公民大會的命令進行調整;官員由公民大會任命,并且處在后者的監督之下,隨時可能被撤換;在公民大會上,演說家們發表演說,公民投票決定。這樣的制度,的確有資格被稱為民主政治。(4)36

  不過,學者們可能懷疑,阿泰納戈拉斯的發言屬公元前415年左右,而僭主政治垮臺于公元前5世紀60年代。兩者相差半個世紀,公元前5世紀中期的敘拉古是民主政治嗎?至少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僭主政治也可能轉變為民主政治,猶如敘拉古的蓋隆家族(垮臺后)那樣”?紤]到敘拉古此時主要的公民是農民,或許此時的民主屬于亞里士多德心目中相對溫和的類型。(5)37

  狄奧多魯斯也非常明確地宣布,敘拉古僭主被推翻后,該邦實行了民主政治,“他們(敘拉古人)舉行了一次公民大會,在討論了組織自己的民主政治后,他們全都一致投票建造一座龐大的解放者宙斯的雕像,每年以獻祭慶祝解放節……至于官職,他們建議將官職分配給最初的公民們,但那些被蓋隆接納入公民中的外國人,他們覺得不合適讓他們分享這個榮譽”(6)38。從狄奧多魯斯后來的敘述看,這些被蓋隆接納入公民中的外國人并非普通公民,而是雇傭兵。這些人是僭主政治堅定的支持者,將他們驅逐,是純潔公民隊伍的正常措施,與驅趕公民中的平民無關,也與所謂的精英階級優勢地位沒有關系。(7)39

  不過,對于古代作家的一致意見,魯特和德安格利斯同時表示保留。他們認為,考慮到敘拉古僭主的政策和它的社會結構,還有狄奧多魯斯在使用民主政治術語時的隨意,特別是民主政治這個術語在希臘化時代的貶值,他們所說的民主政治,未必是真正的民主。公元前5世紀中期到該世紀末存在的政體,最多也就是一種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公民政體。(1)40即使有民主政治存在,歷史也非常短暫:公元前413年打敗雅典后到公元前405年狄奧尼修斯奪取權力之前的數年而已。(2)41那時敘拉古因海軍日益重要,下層公民得以加入政治生活,并且有狄奧克萊斯的政制改革措施。不過,那顯然是魯特等把伯里克利時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作為了民主政治的典范,忽視希臘人城邦一般具有的民主特征以及城邦政治天然民主傾向的結果。(3)42且不說當時人修昔底德有敘拉古人與雅典人性格最為相似的評論,亞里士多德的論斷,遠在民主政治術語貶值之前,他的見證應當得到我們足夠的尊重。至于議事會在敘拉古的缺席,如果我們拋棄希臘史的雅典中心模式,不把雅典民主政治作為唯一的模式,而是一種合理的參照,則議事會的缺位不應成為認定敘拉古為民主政治的障礙。事實上,在古典時代的諸多民主城邦中,尤其是在那些相對較小的城邦中,公民大會的舉行并不經常,類似五百人議事會那樣的第二議事會,不一定有存在的必要。重要的是,即使魯特也承認:“敘拉古似乎的確發展出了古代希臘民主的一個關鍵特征:把主權置于民眾大會之手。”在修昔底德筆下,“敘拉古享有主權的公民大會做出決定的方式,可以與民主的雅典相提并論”(4)43。因此,公元前5世紀中后期的敘拉古,的確實行著民主政治。

  我們更感到好奇的,是僭主政治垮臺后,敘拉古為何選擇民主政治?畢竟如埃倫伯格所說,一個城邦要發展到民主政治,即讓自由人的多數或全體參與國家管理,是希臘政制發展的終極形態,需要一定的條件。(5)44而敘拉古早期國家的發展,包括僭主的統治,并未為民主政治的產生創造相應條件,毋寧說,是破壞了城邦走向民主的天然趨向。在這個問題上,古今中外的學者似乎都并未留意。對古代作家來說,他們可能習以為常;對現代學者來說,則是缺乏相關史料。如魯特指出的那樣,敘拉古既沒有梭倫,也沒有克里斯提尼,更沒有明顯的制度上的創新和標志性的事件。(6)45

  如同底比斯公元前379年突然轉向民主政治一樣,(7)46敘拉古民主政治建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自僭主政治崩潰后特殊的形勢。首先,在西西里諸城邦中,敘拉古的僭主勢力最大,崩潰相對也較晚。如前所述,僭主政治垮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公民突然在政治上覺醒,而是僭主自身的胡作非為,引起了公民極大的反感。用狄奧多魯斯的話說,在強令大量人員流亡,并且處死了許多人之后,僭主成為敘拉古所有人仇恨的對象,迫使公民們聯合起來,“敘拉古人選擇了領袖,決心團結如一人消滅僭主制。一旦他們被領袖們組織起來,他們就頑強地追隨自由”(8)47。也就是說,如果說僭主最初尚能依靠土地所有者階級和雇傭兵維持統治,但他的殘暴,特別是針對富人的剝奪措施,消弭了敘拉古原有的土地所有者和普通平民之間的分歧,現在,所有的敘拉古人,不管他們是富人還是窮人,都毫無例外地遭遇了僭主無法無天統治的威脅,從而使敘拉古人面對僭主變成了一個整體,在僭主統治末年無意中創造了統一的敘拉古人作為一個公民群體的意識?梢韵嘈,由于僭主遷到敘拉古的大多是富人,敘拉古的公民大多都至少是家資中等以上的農民。因此,敘拉古人的多數應當是有能力成為重裝步兵的中等富裕農民。與希臘本土不同的,是這個階層從殖民地建立時就存在,在僭主時代獲得了加強。到僭主垮臺后,他們突然發現自己成為了城邦的主人。如漢松所說:“最初的希臘城邦最好被理解成一個獨占但平等的農民共同體,他們如今生產自己的糧食,自己打仗,創造自己的法律。”城邦是“鄉村民眾中間廣泛盛行的農業風氣的結果”。(1)48僭主垮臺后的敘拉古,似乎就是這種狀況。至于民主政治建立后返回的平民,一旦他們收回屬于自己的土地,作為一個獨立的小所有者維持生計,應當沒有問題。農民———公民群體的存在,是敘拉古民主政治產生最為根本的前提。

  可是,面對僭主的公民群體并不能直接導向民主政治。敘拉古僭主的強大和頑固,成為民主政治產生的催化劑。當僭主發現整個城邦都與他為敵,而且已經發起暴動之時,他試圖借助雇傭兵的力量壓服起義者,并且控制了阿克拉狄奈和衛城奧提吉亞。兩者都地勢險要。起義的敘拉古人僅僅控制了城區的一部分。為對抗僭主,起義者必須動員一切能夠動員的力量,首先是敘拉古的民眾。雖然如此,由于雇傭兵訓練有素,敘拉古人無力將僭主徹底驅逐。于是,他們派出使者向已經建立民主政治的阿克拉加斯、蓋拉、希麥拉等求援。這些城邦也迅速派出了騎兵、步兵和戰船前來援助。(2)49僭主力量的強大和援兵的民主性質,使敘拉古人只能選擇民主政治。一方面,僭主力量的強大,需要敘拉古人動員所有與僭主對抗的力量。狄奧多魯斯說,敘拉古人“準備了船只并且把陸軍列成戰陣”,決心“在陸上和海上都決一死戰”。(3)50也就是說,不能充當重裝步兵的平民可能也作為水手參與了驅逐僭主的斗爭,從而為他們在未來的敘拉古政治中贏得了一席之地。因此,敘拉古民主政治的建立,一方面固然是城邦作為公民團體傳統的延續;另一方面,是當時特殊歷史背景的產物。如果說雅典人驅逐斯巴達國王及其支持者伊薩戈拉斯是一場革命(4)51,則敘拉古人驅逐僭主的行動,也是某種程度的“民主革命”:所有敘拉古人都被動員起來了。在完成了驅逐僭主的工作后,敘拉古人解放了被僭主統治的其他城市,“在它們中重建了民主政治”(5)52。這些行動既是敘拉古本身實行民主政治的直接證據,也是民主政治向其他城邦的自然擴展。

  三、敘拉古民主政治:制度與運作

  新生的民主政治所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召回過去被流放的人,恢復被僭主消滅掉的其他國家。與雅典等不同,西西里過去并無深厚的民主傳統,公元前485年敘拉古短暫的民主試驗以失敗告終。阿克拉加斯在僭主政治之前是否存在過民主政治,只有狄奧多魯斯非常不可靠的間接證據。(6)53盡管如此,僭主政治垮臺后,西西里仍然在沒有任何民主領袖、沒有改革家或者憲政締造者的情況下,創立了民主政治。同樣奇怪的是,原來在西西里存在的大土地所有者,似乎在這次推翻僭主的革命中消失了,至少沒有對民主政治的建立進行反抗,有的只是公民和僭主支持者———主要是雇傭兵———之間的對抗。(7)54可能的情況是,公民的主體就是那些所謂土地所有者,以及遷移到敘拉古的富人。這里體現了希臘城邦本質上的民主特征:作為治權和主權寄托于公民團體的城邦制度,一旦擺脫了僭主的桎梏,有著天然的走向民主的傾向。然而,僭主數十年的統治,仍然嚴重毒害了西西里的社會和政治氣氛,尤其是“多年的大規模流放,人口遷移,在這個問題上留下了痛苦的遺產,一旦僭主之手被消除,它馬上就造成了公開沖突”(1)55。在敘拉古,公民與蓋隆賦予公民權的萬名雇傭軍發生了嚴重沖突。只是在經過損失慘重的戰斗后,雇傭兵才最終被驅逐。除個別城邦外,有些地方如卡塔納等,沖突更加激烈。由于僭主造成的人口遷徙并不局限于某一個城邦,而是整個希臘人城邦共同的問題,西西里的希臘人決定為此召開一次所有城邦參與的大會,解決相關問題。經過討論形成的決議,是所有蓋隆派都應被驅逐;各自召回流亡者并發還財產,或者給予適當的補償;敘拉古放棄對卡馬利納的統治,讓其重新獨立,土地重新分配。這次會議大體解決了西西里過去流亡和遷移留下的基本問題,體現了新生民主政權處置的得宜,盡管我們并不知道,是誰提出了這個建議,又有什么人在這次城邦之間的大會上發言。(2)56

  雖然城邦之間的爭斗因為蓋隆派的被逐暫時平息,各個城邦內部不同集團,特別是那些回歸者與已經居住在當地的公民之間的糾紛并不是一次城邦間的會議可以解決的。敘拉古尤其如此,因為僭主蓋隆將蓋拉、卡馬利納、麥加拉—敘布萊亞等地的大量人口遷入敘拉古,同時肯定驅逐了部分敘拉古人,由此引出了無數的財產訴訟和糾紛。隨著流放者的回歸,相反的過程勢必發生,尤其是數十年后,如何將財產歸還原主,成為各個城邦面臨的嚴重問題。“所有這些大量人員的遷移,造成了財產關系嚴重的混亂,因為土地每次被沒收、加以分配和再分配,都是另一場運動。古代所存在的一個堅實傳統到西塞羅和昆體良時代還在為人重復:隨后產生的大量訴訟導致了法庭演說及第一批修辭手冊的發展。無論這種因果解釋是否正確,事實都是敘拉古的科拉克斯及其門生提西亞斯乃希臘修辭藝術的奠基者。該世紀后期,萊翁提尼的高爾吉亞為希臘世界修辭學最為著名的代表”(3)57。類似的爭斗明顯并未停息,直到公元前415年,雅典將領阿克比亞德斯在煽動發起西西里遠征時,還做了前文已經征引的那段重要評論。(4)58除此之外,蓋隆樹立的先例,也沒有被野心家們完全忘記。公元前454年,廷達利翁試圖奪取敘拉古權力,重建僭主政治,結果被公民判處死刑。(5)59然而,更讓我們驚奇的,是在民主政治存在的60年間,盡管存在如此之多的訴訟,還有僭主政治復辟的威脅,敘拉古并未爆發內戰,反而保持了穩定,達到了繁榮,堪稱奇跡。(6)60

  對民主政治時期敘拉古的制度,我們略有了解,但仍不夠全面。就公民隊伍來說,隨著敘拉古流亡者的回歸,應當是所有敘拉古人都具有公民資格,可以出席公民大會。敘拉古公民中的大多數,可能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是每日忙于田間勞作的農民,他們沒有多少時間出席公民大會,而寧愿讓法律成為國家的主人。(7)61遺憾的是我們不清楚公民大會的組成、召開次數和具體權力,但它的確表現相當活躍。公元前466年僭主政治被推翻時,公民們就召開了會議,議決要為解放者宙斯建立一座祭壇,將官職限定在原來的公民中,對如何處理僭主留下的雇傭兵,也拿出了意見;約公元前451/0年,西凱爾人領袖杜凱提烏斯因與敘拉古作戰失敗,無路可逃之際,竟然夜間偷入敘拉古,并在廣場的祭壇邊尋求庇護。第二天早晨,當敘拉古人發現他時,就聚集了一批人。敘拉古官員們旋即召開公民大會,討論如何處置他們曾經的敵人。會上提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種是絕對不要饒恕這個過去的敵人;另一種意見(在狄奧多魯斯看來屬于比較理性的公民)則認為,雖然此人過去可惡,但他已經受到懲罰,因此應當尊重神靈,同意杜凱提烏斯的請求。民眾贊同了后一種意見,決議將他送往科林斯,規定他永遠不得返回西西里,但由敘拉古官方每年給他提供一筆生活費。(8)47

  上述會議表明,敘拉古的公民并非完全不熟悉議事機制,公民大會也可以因突發事件在官員們(而非雅典那樣的議事會)的主持下召開,會議地點就在廣場上。公元前415年,當雅典人入侵的消息到處哄傳的時候,敘拉古人舉行過公民大會,赫摩克拉泰斯和阿泰納戈拉斯先后發言;同年在與雅典人初次交戰失敗后,敘拉古人再次召開了公民大會,就戰爭策略進行討論,赫摩克拉泰斯再度發言;戰爭進行期間,敘拉古人肯定也舉行過公民大會,討論戰爭策略以及向斯巴達人求援問題;公元前413年,敘拉古人為如何處置戰俘,再度召開了會議;公元前406年,當西西里面臨迦太基人入侵、阿克拉加斯陷落時,敘拉古人又召集了公民大會。上述例證表明,至少在遭遇外敵入侵時,敘拉古人需要舉行公民大會確定基本政策。(1)62可惜無論是修昔底德還是狄奧多魯斯,都只提到了發言人,很少提到到底是何種官員主持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多少人?脊虐l現過敘拉古的劇場。學者們猜測那里可能也是公民大會會場。它面積不大,僅能容納1000人左右。以敘拉古公民的數量(據估計在1.4萬人以上),這個會場不免太小,即使與雅典的會場及其能夠容納的公民所占比例比較,也嫌太低(不足公民總數的7%,雅典大約是15%)。(2)63如果劇場真是會場,則它再次說明,希臘城邦在召集公民大會時,從來不指望所有公民出席。

  會議討論的問題應由主持人提出。開會之時,官員們可能會拿出初步意見。但面對突發情況,例如狄奧多魯斯記載的那次決定杜凱提烏斯命運的會議,官員們明顯沒有任何預案,所以在公民大會上會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見。發言人都是些什么人物,狄奧多魯斯并未提及,可能并非特別知名的人士。會議上存在真正的辯論,而且都是從事實和道理兩方面各自立論,以爭取公民的支持為上,很有雅典公民大會的韻味。公元前451年的那次會議上,雖然敘拉古的公民面對的是過去的敵人,但他們仍表現了作為民主政治下公民的一般素質:遵守希臘人的習慣,不僅讓求庇者得到保護,還送他一筆生活費,但為未來安全計,禁止他再返回西西里。據狄奧多魯斯記載,當后一種意見提出時,“民眾異口同聲地高呼,他們應當赦免祈援人”(3)64。如果是否接受某個陷入窘境的祈援人(雖然此人是敘拉古過去的敵人)的事務都由公民大會討論并通過非常具體的決議,則有關宣戰、媾和和立法等重大的事項,理當也由公民大會負責,盡管相關會議可能也是在事發時臨時召開。公元前413年,敘拉古人開會商討雅典戰俘的命運。據狄奧多魯斯,當天的會上有4個人先后發言。首先發言的是人民領袖狄奧克萊斯,他主張處死被俘的雅典將軍們,將戰俘發配采石場勞動,在那里將他們折磨至死,雅典的盟友則一律賣為奴隸。隨后赫摩克拉泰斯發言,希望仁慈處理戰俘。但他的意見遭到民眾反對,被轟下了臺。隨后發言的是一位年事頗高(據稱連路都走不動)的老人尼科勞斯,他的兩個兒子都在保衛敘拉古時陣亡,眾人以為他肯定會支持狄奧克萊斯的意見,不料他也主張善待敵人,且一度贏得敘拉古人支持。最后是斯巴達人古利普斯發言。也許出于對統帥的尊重,公民大會最終通過了古利普斯的意見。(4)65修昔底德不曾記載敘拉古公民大會的辯論。保存在狄奧多魯斯著作中的敘述,尤其是尼科勞斯和古利普斯的演說,基本可以肯定是狄奧多魯斯或者他的史料來源蒂麥烏斯的偽造,但公民大會上發生過辯論,而且類似尼科勞斯這樣的人都可以發言,以及會議上出現的不同意見之間的交鋒,體現了敘拉古公民大會議事機制的成熟。

  從敘拉古的制度來看,那里應當有公民大會的定期集會,起碼每年選舉官員需要由公民大會負責。這些官員包括國內的行政和司法官員,還有將軍等。對于官員的監督,可能也由公民大會進行。在敘拉古歷史上,不止一個將軍因作戰不力受到公民大會制裁,有些甚至被流放。(5)66民主政治時期,敘拉古曾經有過一個著名的橄欖葉放逐法(petalism)。約公元前454年,廷達利翁企圖建立僭主政治,陰謀被挫敗,廷達利翁被處死。為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敘拉古民眾吸收雅典經驗,創立了橄欖葉放逐法。據狄奧多魯斯:

  在雅典人中,每個人是把他認為最有可能對同胞建立僭主政治的人的名字寫在陶片上,而在敘拉古,勢力最大的公民的名字會被寫在橄欖樹葉(petalon)上。清點樹葉后,無論是誰得到了最多的票數,就會被流放5年。他們認為,這樣他們就能在各自的城邦中打壓那些最為強勢的人的傲慢,因為他們尋求達到的一般目標,并不是懲罰那些破壞了法律的人,而毋寧是遏制這些人的影響和自我膨脹。……但在敘拉古,它很快就因為下述原因被取消。由于那些擔任最高職位的人被流放,最有責任感的公民———那些因其個人完美因而能夠創造大量政體變革的人———因擔心這個法律而不再參與公共事務。……與他們相反,那些極無原則、極其荒唐的公民,則專注于公共事務,將民眾導向混亂和革命……由于這些原因,敘拉古人改變了主意,僅在使用很短時間后,就取消了這個法律。(1)33

  狄奧多魯斯的記載明白無誤地顯示了引入放逐法的意圖:對付那些影響過大、意圖在敘拉古建立僭主政治的人。但具體做法與雅典有些不同。投票時使用的是橄欖樹葉,放逐期限為5年。不過與雅典長期利用陶片放逐法相反,這個法律在敘拉古使用的效果不佳:上層拒絕再參與國家管理,并且造成了敘拉古政治和國家管理的混亂,因此很快被取消。同樣的意圖所引入的類似的法律,同樣在希臘城邦中實行,而且懲罰的力度似乎還較雅典輕微(流放期5年),卻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值得思考。要說敘拉古人完全不負責任胡亂投票,似乎并不合理。至少他們在處置杜凱提烏斯的問題上,表現相當理性。對雅典戰俘的處置,也不是全無道理。為何在這個問題上,反而遭遇失敗?狄奧多魯斯沒有給予充分的解釋,也沒有具體說明法律到底使用了多長時間。對此我們只能猜測,一種可能是該法設計不如雅典那樣完善,如最低投票數限制等,確保其利劍高懸卻不經常使用,而是過于頻繁地使用,導致上層人人自危,集體退出政治生活,迫使平民取消該法。(2)56另一種可能,是另有替代法律,因為在取消了這個法律后,敘拉古民主政治的運作似乎并未受到明顯影響,在該法取消后至少延續了30年以上(如果是5年內該法被取消,則應在公元前449年前后)。由此推測,或許敘拉古人有了更好的手段來維護民主政治。而取代這個法律的,可能就是敘拉古存在的一個類似雅典非法提案法的一道法律:演說人不得在會上提出與現行法律違背的新法,否則會遭遇主持人罰款。公元前406年,因阿克拉加斯被迦太基人攻陷,西西里的希臘人一片驚慌。在敘拉古公民大會上,當所有人都束手無策時,狄奧尼修斯開始發言,指控援助阿克拉加斯的將軍們叛國,要求敘拉古人拋棄他們一貫的做法,直接把將軍們處死。此時主持會議的官員以他的提議非法為由,對他加以罰款。但富翁菲利斯圖斯走上前來支付了罰款,并承諾支付當天所有的罰款,支持狄奧尼修斯繼續發言。于是狄奧尼修斯繼續指控將軍們叛國,號召敘拉古人選舉受到歡迎而且有能力的人,而不是上層階級有寡頭傾向的富有公民為將軍。(3)67由于當時敘拉古和西西里的確處在危機之中,狄奧尼修斯的演說達到了目的,他從此一步步走上了僭主之路?梢栽O想,在此之前,敘拉古人肯定認真執行著這個法律,從而有效避免了非法行為和僭主政治的危險。從這個意義上說,橄欖葉流放法的短命和雅典陶片放逐法的被取消,可能都是因為有了更有效的替代手段,而非全是法律本身的問題。(4)68

  就公民大會的運作而論,敘拉古的模式與其他民主制城邦差別不大。我們了解到的有限的幾次會議,基本都是問題被提交到公民大會后,有所準備的人會在講壇上發言,提出處理意見。無論是狄奧克萊斯,還是赫摩克拉泰斯,都需要通過自己的演說說服公民。在上文提到的有關杜凱提烏斯和雅典戰俘命運的問題上,都出現了兩種非常不同的意見。能夠在關鍵時刻發表意見的演說家,即所謂的人民領袖,在敘拉古很有市場。那個主張嚴厲處置雅典戰俘的狄奧克萊斯,可能就是一個這樣的角色。我們還知道,戰勝雅典后敘拉古政治進一步民主化,說服敘拉古人以抽簽的方式選舉官員、組建立法委員會改造敘拉古的政治制度、頒布法律的,就是狄奧克萊斯。這次的變革,也被亞里士多德視為敘拉古由公民政體轉向民主政治的標志。(1)69在這樣的會議上,偶爾也會有尼科勞斯那樣的人出面發言,暗示只要內容不違背法律,辯論會相當開放和自由。但如果違背法律,則可能被罰款。公元前415年,當雅典即將遠征西西里的消息滿天飛的時候,敘拉古人舉行公民大會進行商討。赫摩克拉泰斯首先發言,要求敘拉古人做好準備,以防備可能發生的入侵。但因所有消息都未得證實,在他之后,敘拉古人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有些人堅持認為,雅典人根本不會來,所有報道都是假的。另一些人認為,即使他們(雅典人)真的來了,他們能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且可以加倍報復。還有些人則相當鄙薄地把這件事情變成了諷刺”。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對民眾最有影響的演說家阿泰納戈拉斯發表了他的意見,認為雅典人不大可能會真的到西西里來。即使來了,西西里也有足夠的資源對抗他們。修昔底德顯然認為此人胡說八道,因為此前他剛剛敘述了雅典人的戰爭準備和艦隊的出發。阿泰納戈拉斯的意見影響了一批人。眼看會議可能在辯論中無果而終,一位將軍走上前來,決定不再邀請任何人發言,自己做了一個簡短的演說:無論消息真假,都需要就戰爭做一些必要準備,同時派人到其他城市打探消息和聯絡。他的演說雖然簡短,但具有明顯的效果。“在將軍說了上述話之后,敘拉古人散會了”(2)70。

  修昔底德記載的這次公民大會,似乎與雅典或者敘拉古的其他公民大會并無本質不同,而且會上的辯論相當自由和開放。讓人驚異的,是最后那位將軍的舉動。他似乎完全忽視了會議主持人的權力,走上前來終止了辯論,并且自己發言,顯得相當權威。但他的意見,明顯是最為合理的:進行必要的準備,派人出去打探消息,因此得到了敘拉古人的認同。這倒應了伯里克利在贊頌雅典民主政治時所說的話:“雖然我們在私人交往中避免開罪于人,但由于敬畏的畏懼感,我們避免不守法度,因為我們服從那些掌握權力的人,服從法律。”(3)71修昔底德也曾評論,敘拉古人所以能夠擊敗雅典入侵軍,是因為他們與雅典人性格最為相似,(4)72暗示敘拉古公民的性情,總體上與雅典公民相近。如果雅典公民大會一般來說文明和有序,那敘拉古的公民大會是否也應當表現出同樣的傾向?

  對于敘拉古的其他制度,我們的了解少得多。首先必須提到的是將軍。他們的數量在不同時期似乎有所不同,應當和雅典將軍一樣可以連選連任。赫摩克拉泰斯提到,與雅典人最初的交戰之所以失敗,首先是敘拉古人缺乏戰爭經驗,另一個原因是將軍太多,有15人,造成了混亂。所以他建議減少將軍的數量,授予將軍更大的權力。敘拉古人贊同了赫摩克拉泰斯的建議,當年只選舉了3名將軍?紤]到敘拉古也有水師,而且力量比較強,那里應當也有水師將領,可能是某一個將軍擔任而不是另外指定。公元前453年,為鎮壓第勒尼安海的海盜,敘拉古人任命法伊魯斯為水師統領。但他作戰不力,被阿佩萊斯取代。后者成功地搗毀了海盜的老巢并奪得大量戰利品。僭主狄奧尼修斯時代,水師統領長期由僭主的弟弟或親屬擔任。(5)73因此,敘拉古的將軍可能既有統領陸軍的,也有指揮水師的。將軍們在戰場上應當享有全權,但也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當敘拉古人認為法伊魯斯未能完成他的使命時,就以受賄名義判處他流放。在對外事務上,將軍明顯也有相當大的權威。在公民大會上發言的,除演說家和普通公民外,將軍最多,其中赫摩克拉泰斯在不同場合做過多次發言。在公元前415年雅典入侵前夕的那次公民大會上,最后是一位將軍終止了會議的討論,讓自己的建議得到通過后散會。

  敘拉古似乎沒有專門為公民大會準備議案的議事會,主持會議和提交議案的似乎是某種官員。當杜凱提烏斯在廣場尋求敘拉古人庇護時,召開公民大會的就是官員;公元前406年,當狄奧尼修斯提出違法建議時,對他罰款的,還是官員。然而狄奧多魯斯始終沒有告訴我們到底是哪些官員,有多少人。

  結語

  在近60年的時間里,敘拉古民主政治經歷了幾次重要的考驗。首先,成功解決了僭主時代大規模沒收、移民和再分配留下的后遺癥,實現了統治的穩定;其次,挫敗了廷達利翁建立僭主政治的企圖,平定了當地居民西凱爾人的暴動;最后,也是最大的成功,是挫敗了雅典發動的大規模入侵,將民主政治推進了一步。雖然在雅典人的圍攻面前,敘拉古人一度表現軟弱,但在得到斯巴達人援助后,頂住了雅典前后兩撥大軍的攻擊,使入侵者全軍覆沒。正是在民主政治存續期間,西西里進入了它歷史上最為繁榮和穩定的時期,哲學、建筑、文學、史學和藝術的發展,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哲學上有恩培多克萊;修辭學除傳說中的科拉克斯和特西亞斯外,有萊翁提尼的高爾吉亞;史學家如菲利斯圖斯成長于此時。(1)74修昔底德在總結敘拉古人能夠擊敗雅典大軍的根本原因時,認為那是因為敘拉古人與雅典人最為相像。戰爭期間敘拉古人的某些做法,例如以公民大會上的辯論決定戰爭與和平,隨時撤換將軍,依靠海軍贏得戰爭勝利,拒不聽從古利普斯的命令,私下處死了雅典將軍尼奇亞斯和德摩斯提尼(2)70等,很有雅典公民大會的“風范”。

  但是,敘拉古畢竟不是雅典。在敘拉古,將軍和官員們似乎擁有更大的權威。對于將軍和官員們的命令,尤其是像赫摩克拉泰斯那樣擁有經驗和權威的將領的意見,敘拉古人表現得相對順從。公元前415年的那次公民大會上,將軍居然沒有要求表決,直接就解散了公民大會;當年冬天,根據赫摩克拉泰斯的提議,敘拉古人取消了15將軍制度,另選舉3名將軍指揮戰爭。對如此重大的決策,似乎沒有進行嚴肅的辯論,“敘拉古人聽了他的發言,投票決定一切照他的建議辦,并選出了3位將軍”,其中包括赫摩克拉泰斯本人。(3)71公元前405年,老狄奧尼修斯公然違背法律,在菲利斯圖斯支持下,在公民大會上公開指責其他將軍,之后利用敘拉古人的支持,讓自己先是成為了全權將軍,后來成為了敘拉古僭主。(4)75遺憾的是,老狄奧尼修斯沒有終結迦太基的入侵,卻基本埋葬了運行60年的敘拉古民主制度。他的陰謀之所以得逞,固然有迦太基威脅需要一個強有力領袖的因素,但也與敘拉古民主的一個重要特點有關:敘拉古人的多數是農民,如亞里士多德注意到的,他們對管理城邦的熱情,不如雅典人那么積極。而城邦政治的正常運作,特別是民主政治的良好運轉,需要公民方面的積極參與。雅典民主政治后來的衰亡,是“因為在希臘化世界變化了的條件下,德摩斯沒有興趣去運行它了”(5)76。敘拉古公民大會可能沒有定期集會的制度,公民大會討論的問題,大多也和戰爭與和平等大事有關,日常管理,很可能落在官員們手中,讓它的民主政治盡顯溫和特性。盡管如此,它并不影響敘拉古的民主像底比斯、阿爾哥斯等城邦一樣,成為古代希臘世界民主政治的一種類型。

  注釋

  1關于格羅特《希臘史》的雅典中心特征,見晏紹祥:《古典歷史研究史》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8-100頁。
  2晏紹祥:《公元前6世紀末希臘城邦政治中的平等趨向》,徐松巖主編:《古典學評論》第1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3-15頁。
  3(1)華萊士、霍恩布洛爾、默里等認為,斯巴達是第一個平等或民主政體,理由是重裝步兵的戰斗方式天然是“共同體的、合作的和平等的”,沒有貴族“優秀”發揮作用的空間,具體表現在斯巴達基本文獻《大瑞特拉》中,它肯定了平等者對國家的統治。見Robert W.Wallace,“Solonian Democracy,” in Ian Morris and Kurt A.Raaflaub,ed.,Democracy 2500:Challenges and Questions,Dubuque:Kendal/Hunt Publishing Company,1998,pp.13-14;霍恩布洛爾:《古希臘民主制度的創立與發展》,約翰·鄧恩編:《民主的歷程》,林猛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默里:《早期希臘》,晏紹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頁。另請見晏紹祥:《古典斯巴達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世界歷史》2008年第1期;祝宏俊:《古代斯巴達政制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頁。關于雅典和斯巴達之外的早期民主政治,見Eric W.Robinson,The First Democracies:Early Popular Government outside Athens,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1997.
  4(2)N.K.Rutter,"Syra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in Roger Brock and Stephen Hodkinson,ed.,Alternatives to Athens:Varietie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ty in Ancient Gree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41-151;Eric W.Robinson,Democracy beyond Athens:Popular Government in the Greek Classical 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67-89.
  5(3)Franco De Angelis,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Sicil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207-210.
  6(4)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i,3,2(本文所引古典文獻,除特別注明外,一般均依據洛布古典叢書希英對照本之英譯文,下同).關于敘拉古建立的年代,古代作家的定年差距頗大,早者到前8世紀初,晚者在該世紀末,當前的一般意見仍是遵從修昔底德。見A.W.Gomme,A.Andrewes and K.J.Dover,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206-207;Franco De Angelis,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Sicily,p.69.
  7(5)Franco De Angelis,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Sicily,p.71.
  8(1)Thu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7,3-4。中譯文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何元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71頁,有改動。
  9(2)A.W.Gomme,A.Andrewes and K.J.Dover,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4,pp.249-250.
  10(3)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38,3.
  11(4)Athenaeus,The Learned Banqueters,ⅳ,167d.有關討論見黃洋:《古代希臘土地制度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頁。
  12(5)故事說埃提奧普斯為了那塊蜜糕把自己在未來殖民地獲得土地的權利轉給了阿奇亞斯,見Athenaeus,The Learned Banqueters,ⅳ,1674.
  13(6)黃洋:《古代希臘土地制度研究》,第57-68頁
  14(7)關于多利歐斯的殖民活動,詩人和音樂家阿利翁在意大利的活動,以及美塞尼亞人和弗凱亞人的西遷,見Herodotus,The Histories,ⅰ,24;ⅰ,166;ⅴ,42-43,45-47.
  15(8)M.I.Finley,Ancient Sicily,a Revised Edition,London:Book Club Associates,1979,pp.30-31.
  16(1)M.I.Finley,Ancient Sicily,p.38.
  17(2)希羅多德借大流士之口宣布,寡頭政治最大的問題,是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意見取得勝利,由此引起紛爭;亞里士多德更多地強調被排除在政制之外的人數眾多的平民群眾,一旦他們加入軍隊,會對寡頭統治發難。見Herodotus,The Histories,ⅲ,82;Aristotle,Politics,1321b13-21.
  18(3)Aristotle,Politics,1303b20-27.
  19(4)蓋隆最終于公元前485年取得了敘拉古的統治權,但土地所有者何時被驅逐并不確定。希羅多德的語氣暗示發生在蓋隆入主敘拉古之前不久,頓巴賓傾向于公元前491年左右,見Herodotus,The Histories,vii,155;T.J.Dunbabin,The Western Greeks,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48,pp.414-415.
  20(5)Herodotus,The Histories,ⅶ,154-155;Aristotle,Politics,1302b31-32.
  21(6)E.A.Freeman,History of Sicily,vol.2,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891,pp.124-126.
  22(7)E.A.Freeman,History of Sicily,vol.2,pp.127-128.
  23(8)黑格爾早已指出:“只有民主的憲法才能夠適合這種‘精神’和這種國家。”埃倫伯爾格也認為,希臘城邦是一個“公民共同體,其中管理和做出決定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漢森則直接宣布,希臘城邦是公民國家。見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頁;Victor Ehrenberg,“Origins of Democracy,”Historia,Bd.1,H.4(1950),p.258;M.H.Hansen,“The Polis as a Citizen State,” in M.H.Hansen,ed.,Ancient Greek City-State,Copenhagen:Munksgaard,1993,pp.7-29.
  24(9)Aristotle,Politics,1302b31-32.
  25(1)Herodotus,The Histories,ⅶ,156.
  26(2)當希臘人向敘拉古求援時,蓋隆聲稱他可以提供2萬重裝步兵,200艘三列槳戰船,2000名輕裝兵,2000名騎兵,2000名弩手。如果他所說沒有夸張,則這是當時單個希臘人城邦能夠提供的最大規模的軍隊了,甚至雅典和斯巴達都望塵莫及。普拉提亞戰役中,斯巴達人雖然提供了1萬名重裝兵,但其中5000人是庇里阿西人;馬拉松戰役中,雅典能夠出動的重裝步兵不過9000人左右。見Herodotus,ⅶ,158;奈波斯:《外族名將傳》,劉君玲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頁。
  27(3)Herodotus,The Histoies,ⅶ,156.
  28(4)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ⅰ,72,3.
  29(5)N.K.Rutter,"Syra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p.140.
  30(6)M.I.Finley,Ancient Sicily,p.55.
  31(7)E.A.Freeman,History of Sicily,vol.2,p.82.
  32(8)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ⅰ,53,1-6;David Asheri,"Sicily,478-431 B.C.,"in D.M.Lewis et al.,e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5,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54-156;Eric W.Robinson,Democracy Beyond Athens,pp.72-76.
  33(1)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ⅰ,67,5.
  34(2)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ⅰ,68,7.
  35(3)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39,1.
  36(4)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32,3-41,4;ⅵ,63,2;ⅵ,72,1-73,2;ⅵ,103,3-4;ⅶ,2,1-2;ⅶ,73,1-4.
  37(5)Aristotle,Politics,1316a32-33;1292b21-23.
  38(6)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ⅰ,72,2-3.
  39(7)從狄奧多魯斯的敘述看,公元前463年暴動反對敘拉古并與敘拉古人作戰的,就是這批雇傭兵,而非任何其他人。參見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ⅰ,72,3-73,3.
  40(1)N.K.Rutter,"Syra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p.143;Franco De Angelis,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Sicily,pp.207-210.
  41(2)N.K.Rutter,"Syra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pp.141-151.
  42(3)關于古風時代希臘城邦中政治平等的一般趨勢,最近的論述請見:Kurt A.Raaflaub et al,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Berkeley and Los Angel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p.22 ff.
  43(4)如本文開頭就指出的,斯巴達的議事會是原初的長老會,也無專門主持公民大會的議事會,但并不能據此否認斯巴達政治某種程度的民主特征。羅賓遜追溯了雅典之外若干城邦民主政治的發展,曼提奈亞、麥加拉和菲琉斯等邦似乎也沒有第二議事會。參見Eric W.Robinson,Democracy beyond Athens,pp.34-40,pp.46-50.引文見N.K.Rutter,"Syra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pp.150-151.
  44(5)Victor Ehrenberg,"Origins of Democracy,"p.258.
  45(6)N.K.Rutter,"Syra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p.141.
  46(7)關于公元前379年底比斯突然轉向民主政治的原因,見晏紹祥:《比奧提亞同盟及其民主政治》,徐曉旭、王大慶主編:《新世界史》(第二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6頁。
  47(8)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ⅰ,67,6.
  48(1)Victor Davis Hanson,The Other Greek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p.3-4.
  49(2)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ⅰ,68,1-2.
  50(3)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ⅰ,68,2.
  51(4)Josiah Ober,"'I Besieged That Man':Democracy's Revolutionary Start,"in Kurt A.Raaflaub et al,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pp.83 ff.
  52(5)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ⅰ,68,5.
  53(6)Eric W.Robinson,The First Democracies,pp.78-80.
  54(7)M.I.Finley,Ancient Sicily,pp.58-59.
  55(1)M.I.Finley,Ancient Sicily,p.59.
  56(2)George Grote,History of Greece,vol.5,London:John Murray,1870,p.92.
  57(3)M.I.Finley,Ancient Sicily,p.61.
  58(4)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17.
  59(5)George Grote,History of Greece,vol.7,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Publishers,1875,p.121.
  60(6)據學者們統計,從公元前620—前278/269年間,敘拉古先后發生過27次沖突,頻率高居希臘城邦前列。然而在民主政治時代,敘拉古居然贏得了半個多世紀的和平。見M.H. Hansen and Thomas Heine Nielsen,ed.,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le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25;George Grote,History of Greece,vol.,7,p.120.
  61(7)Aristotle,Politics,1292b21 ff.,并請見N.K.Rutter,“Syr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 p.143.
  62(8)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ⅰ,72,1-3;11,92,1-4.
  63(1)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32-35;6,72;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ⅲ,19,4-13,33,1;13,91,1-4.
  64(2)Eric W.Robinson,Democracy beyond Athens,p.88.
  65(3)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ⅰ,92,4.
  66(4)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ⅲ,19,4-13,33,1.
  67(5)公元前453年,法伊魯斯當選水師統帥,受命鎮壓第勒尼安海海盜,但未能達到民眾愿望,回國后受審并被判處流放;公元前414年,因對雅典作戰不利,多名敘拉古將軍被罷免。見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ⅰ,88;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6,103.
  68(1)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ⅰ,87,1-5.
  69(2)George Grote,History of Greece,vol.7,pp.121-122.但魯特認為正好相反,投票始被富人控制,以對付那些試圖通過支持人民奪取權力的領袖們。見N.K.Rutter,“Syracusan Democracy:Most Like the Athenian?” pp.147-148.
  70(3)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ⅲ,91,3-5.
  71(4)Eric W.Robinson,Democracy Beyond Athens,p.71,pp.86-87.
  72(1)Aristotle,Politics,1304a27-29;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ⅲ,34,6.但狄奧多魯斯隨后有關立法家及其立法的介紹,表明他把立法家狄奧克萊斯和古風時代另外一位同名的立法家完全弄混淆了。
  73(2)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32-41.
  74(3)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ⅱ,37.
  75(4)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ⅷ,96,5.
  76(5)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xi,88,4-5.關于狄奧尼修斯時代的水師統帥,見D.M.Lewis,“Sicily,413-368 B.C.,”in John Boardman et al,e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6,pp.120-154.
  77(1)George Grote,History of Greece,vol.7,pp.126-127.
  78(2)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ⅶ,86,2.
  79(3)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ⅵ,72,1-73,1.
  80(4)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ⅹⅲ,91,1-96,3.
  81(5)P.J.Rhodes,"Athenian Democracy after 403 BC,"The Classical Journal,vol.75,No.4(Apr.-May,1980),p.323.

  原文出處:晏紹祥.公元前5世紀中后期敘拉古的民主政治[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4):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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