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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權利的獨特應用與社會影響

時間:2020-11-04 來源:內蒙古社會科學 本文字數:12939字
作者:高斯揚,程恩富 單位:遼寧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摘    要: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以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技術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使美國進入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為資本增殖服務的技術權力是這一時代的獨特標志。這一技術權力產生于智能系統占有行為剩余的活動,通過數字平臺組織的動態不完全競爭擴展,入侵個體的現實生活。它的獨特應用是個體生命政治,即通過控制信息文本規訓個體的認知、行動和情感,將個體的自由轉換為工具主義的必然。它的社會影響是“大他者”,即以剝奪循環、政治引導和文化牧領為特征的極端社會管理權力。反思監控資本主義視閾下的技術權力,應警惕技術的政治屬性。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技創新,應以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根本保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關鍵詞: 監控資本主義; 技術權力; 占有行為剩余; 生命政治生產; 大他者;

  Abstract: After the U.S.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ith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intelligent and network technology made the U.S. enter the era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technological power is the unique sign of this era. This technological power comes from the activities that occupy the surplus behavior, and invades the real life of individuals through the incomplete competing expans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The uniqu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ical power is individual biopolitics, that is, the necessity of transforming individual freedom into instrumentalism by controlling information text, regulating individual cognition, action and emotion. And its social impact is the big other, that is, extreme social management characterized by deprivation of circulation, political guidance and cultural herding. All these show that we should be alert to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technology.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should take the socialist system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and adhere to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Keyword: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echnological Power; Occupy the Surplus of Behavior; Biopolitics; The Big Other;

  “在經濟危機爆發時,資本主義往往會重組。”[1](P.40)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技術使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發生系列新的變化。針對以上變化,與樂觀看待數字技術經濟模式的“創造性資本主義”1“互惠資本主義”[2](P.14)觀點不同,祖波夫教授(S.Zuboff)提出“監控資本主義”2觀點。2019年,她出版《監控資本主義時代:在新的權力邊界上為人類未來而戰》,再次對這一觀點進行闡述。她指出,2008年后美國通過谷歌、臉書、微軟、蘋果、亞馬遜等數字平臺組織,運用數字智能技術,通過占有個體的行為剩余進行資本生產,并形成了一種極端的壓制性權力。這種權力,一方面通過對現實個體行為的跟蹤、解析、挖掘和條件反射來規訓個體,使其為資本增殖服務;另一方面通過智能網絡設備、普遍計算架構和自動化媒介,以工具化的方式重構了不平等的社會經濟規則、政治決策和觀念形態,成為一個“權力反常結合的結果”[3](P.56),即大他者(the Big Other)。

  一、技術權力的產生:占有行為剩余的資本主義智能系統

  技術在《監控資本主義》中,指的是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機器學習等為代表的,由互聯網公司開發用于經濟行為的智能系統。這一系統產生的經濟學背景是哈耶克自由主義經濟學拓展秩序和有限理性觀點,社會學背景是凱文·凱利的生命邏輯演化觀點。祖波夫認為,傳統工業社會是基于機械邏輯,而監控社會則是基于數據自動化,即將所有運作還原為二進制數據,通過可傳播與存儲的計算機數據建立連接,形成數據網絡。這使得數據網絡從平臺到平臺、從數據庫到數據庫,構成了一個具有組織結構的智能系統。這一智能系統在創造之初曾承諾實現人類的自由和解放,但“歷史上很多事物看似蘊含著解放的可能性,結果卻是資本主義剝削的支配性實踐的回歸”[4](P.249)。受資本主義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基本矛盾的制約,這一系統仍是資本積累的工具。甚至在資本增殖的過程中,智能系統通過占有人類行為剩余而不斷遞歸學習,發展出了迫使他人按照自己的目的去行動的能力,即技術權力。這一權力產生于數字平臺組織占有行為剩余的活動,通過動態不完全競爭擴展,并最終入侵個體的現實生活。
 

技術權利的獨特應用與社會影響
 

  (一)技術權力產生于占有行為剩余的活動

  把行為剩余作為勞動對象進行商品生產是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征。行為剩余是人類活動產生的數據(data)3,產生于20世紀末的互聯網時代,是人類網絡活動的數據物化表現,如點擊量、搜索量等。這些數據最初只是被網站收集,改進產品或提升服務,沒有直接的經濟價值。但隨智能技術的發展,智能系統通過強大的算法功能,不僅以建模的方式有效把握了人類行為的特點,而且通過遞歸學習對人類行為產生精準有效的預測。

  “通過宣揚廣告精準發放用買家競價的模式將這些數據售出”[5]的商業行為是占有行為剩余。它通過兩個步驟得以實現。第一,智能系統通過保存個體網絡的經濟活動、挖掘個體的數字感應器信息(如智能手機提供的定位等)、入侵政府和企業的數據庫(銀行、醫療、信用的相關內容)及收集用戶在網絡上留下的“日常操作”(如谷歌搜索、郵件、文字資料、音樂、照片,甚至包括每一次點擊和拼錯的單詞),運用云計算將行為剩余數據化、累積加工來實現其價值生產。第二,由于算法產品能夠精準定位消費目標受眾,有效影響用戶消費行為,因此數字平臺組織將算法產品通過競價廣告的形式出售。算法產品不僅成為各大公司競相購買的商品,而且成為谷歌、微軟、臉書和蘋果公司盈利的新手段。事實上,監控資本主義時代數據即財富,而數字平臺組織為了占有更多數據,便投入資金、提高技術。同時,技術的提高也進一步擴大了數字平臺組織占有人類行為剩余的規模。這一過程使得“不斷增長的機器智能和越來越多的行為剩余成為一個前所未有的積累邏輯的基礎”[3](P.72)。

  (二)數字平臺組織之間的動態不完全競爭導致壟斷智能系統的產生

  數字平臺組織是推動技術權力從網絡擴展至社會的力量。數字平臺組織是指“那些運營和維護數字平臺,并依賴數字平臺參與社會經濟運行的新型企業組織”[6]。2019年9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2019數字經濟報告》中指出,占據市值總數三分之二的七個超級數字平臺組織中前五名都來自美國,它們是微軟、蘋果、亞馬遜、谷歌、臉書。這些數字平臺組織通過動態不完全競爭,改變了智能系統占有行為剩余的生產組織形態。而生產組織形態的改變又進一步擴大了大數字平臺組織占有行為剩余的深度和范圍,使“新的數字改造手段和新的經濟目標的融合產生了創造和壟斷這些新形式盈余的全新技術”[3](P.281),即具有超級整合能力的壟斷智能系統。

  數字平臺組織對智能系統的推動作用,首先來自對非數字平臺組織的支配。通過支配,數字平臺組織將原有的產業和產業活動組織整合納入了占有行為剩余的運行邏輯。最初,數字平臺組織并不直接參與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但由于數字平臺組織控制了物質生產和交換所需要的更加精確的“數據潛在生產力”(如上文提到的占有人類行為剩余所生產的數字商品),因此進行具體生產活動的非數字平臺組織需要依賴數字平臺組織展開生產活動,如美國的亞馬遜平臺允許世界各地的賣家在網站上營銷商品,世界各地的買家也可以通過網上檢索購買。在這一活動中,數字平臺組織的智能系統進入非平臺領域,如亞馬遜平臺運用一系列運營分析工具,分析大規模的用戶真實評價,提煉出了用戶的核心需要,實現了“產品的具體化分析與研發”[6]。這使得數字平臺組織支配了非數字平臺組織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過程,擴大了數字平臺智能系統占有行為剩余的范圍。

  進一步分析,大數字平臺組織通過技術優勢控制小數字平臺組織,使智能系統技術不斷更新。大數字平臺組織是指具有提供基礎算力和數據存儲的平臺組織,它們通常處于平臺組織的最底層,提供的是基礎的數據代碼和巨大的數據存儲空間,如蘋果的IOS操作系統。而小數字平臺組織指的是提供各類型開發工具和提供實際應用軟件的平臺組織,它們通常處于平臺組織的中上層,直接面對用戶的精確分類需要,如蘋果商店(iTunes)中提供下載的軟件(小平臺組織)。大數字平臺對小數字平臺具有嵌套層級結構的控制關系。一方面大數字平臺為小數字平臺提供技術支持和數據環境,而小數字平臺為大數字平臺提供滿足用戶精確分類需要的新技術和分類數據;另一方面大數字平臺由于其數據體量,“往往難以迅速開發和應對新的社會需要、革新技術和組織”[6],而小數字平臺組織直接面對客戶具有創新動力,因此大數字平臺常會通過投資和收購具有一定規模的小數字平臺來滿足社會需要,進行技術更新。

  最終,大數字平臺組織通過壟斷競爭,發展出具有超級整合能力的壟斷智能系統。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競爭是企業發展的動力。即便大數字平臺組織具有先發優勢,在壟斷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但要想保持競爭力,大數字平臺組織就必須不斷發展占有行為剩余的能力。正如施密特和科恩(Eric Schmidt, Jared Cohen, 2014)在《新數字時代》中指出的,“除了生物病毒,幾乎沒有什么東西,能夠像這些技術平臺那樣快速、高效和積極地擴展”[7](PP.9~10)。在大數字平臺組織壟斷競爭作用下,整合了人類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領域、滿足用戶精確需要、不斷迭代更新的壟斷智能系統出現了。

  (三)壟斷智能系統入侵了個體的現實生活

  “入侵是指當剝奪行為剩余的操作依賴于它(壟斷智能系統)的虛擬能力從日常生活中非市場空間綁架行為剩余。”[3](P.139)壟斷智能系統在發展過程中,通過相互配合的智能數碼物,一方面構建起一條從“網絡世界—物理世界—個體的社會日常生活—個體的身體和精神自我”[3](P.136)的入侵路線;另一方面,它重組了個體的現實關系,使個體成為數據網格中被宰制的“物”。

  與最初占有行為剩余的智能系統相比,壟斷智能系統通過大數據、云計算、迭代學習,運用越來越多的智能數碼物4和精確分類的智能軟件占有個體的生活。同時,這些數碼物也通過入侵個體的現實生活、行為習慣,甚至入侵個體的生物特征信息,用數據化的方式把握人的內心世界。在這一過程中,智能壟斷系統“不再與社會經濟系統相分離,而是有著聚集并綜合它全部功能的能力”[8](P.24)。它一方面鏈接起了個體的網絡世界、物理世界、日常生活和生理心理因素,另一方面它以技術的強制形式重塑了個體組織和維持(或改變)社會關系的方式,成為個體無法選擇亦無法逃避的生活方式。

  更重要的是,壟斷智能系統在這一過程中按照自身算法邏輯,重新建立與協商同其他物體、系統和用戶在締合環境中的關系。壟斷智能系統使“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人口都被登記在許多相互重疊的技術網絡中,每一個網絡都是由模仿資本主義管理模式的分級管理機構組織起來的”[9]。在這一網絡中,個體“只能依附于這個網絡,適應它,參與其中;網絡支配并封閉個體的行為,甚至主宰每一個技術組合”[8](P.24)。這也就是說,個體及其所有的社會關系只有能夠被算法整合的部分才是在智能網絡中存在的,反之則不存在。這意味著,被專家和精英掌握的算法是普通個體無法知曉的,單邊的、具有不平等權力的“超級控制技術(即所謂的算法治理術[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取代社會系統”[10](P.16)產生;诖,祖波夫指出,今天的美國在“前所未有的權力不對稱的控制下”[3](P.180),社會整體受到了威脅。

  二、技術權力的獨特應用:個體的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生產原指“表現為身體的解剖—政治,并主要運用于個體”[11](P.23)的權力技術。它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是指“以數據收集和智能分析等算法治理為基礎,能夠對諸多個體進行精準治理”[12]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壟斷智能系統通過控制了個體信息文本,一方面按照資本增殖邏輯規訓個體的認知、行為和情感,另一方面把個體的自由轉換為工具主義的必然。

  (一)針對個體的信息文本控制

  精準把握和塑造個體是監控資本主義技術權力追求的目標。實現這一目標的第一步就是控制個體信息5文本。從編程的角度來看,信息文本是一些能夠表達個體身份的基礎數據集。這種數據集有兩種存在形式,即公開和隱藏(Ghost)。公開的信息文本是指數字平臺組織釋放出的面向公眾的可視文本。這一文本被數字平臺組織以匿名化的方式呈現,并被強調是增加社會福利、促進經濟高效發展和社會民主的公共力量。但實質上,因其在本質上與監控資本主義的資本增殖邏輯相違背,所以是不可能的。在大數據、云計算時代,數據(data)的真實、全體和量化是這一時代最令人滿意的特性,人們對數據商業價值的預估和信任都基于此。這使得,即便數字平臺組織在收集之前征得了個人的同意且對征得數據做出了匿名處理,但是隨著數字平臺組織掌握數據總量和種類的增多,數據內容的交叉檢驗以及算力的不斷提升,數據二次利用中的去匿名化和對個體的精準描繪也是不可避免的6?梢哉f,真實、全面的個體數據集才是監控資本主義時代數據資本增殖的基礎7。因此,如果嚴格遵守數據匿名,只會使這一增殖基礎發生動搖,甚至消滅數據資本增殖的生存環境。所以,符合監控資本主義的數據資本增殖邏輯的隱藏信息文本便會出現。

  隱藏信息文本是監控資本家私有、用以實現其資本增殖目標的數據集。監控資本家運用壟斷智能系統,根據其所掌握的隱藏個體信息文本,通過二次提取創建個體數據模型,進行“微目標鎖定(microtargeting)”。同時,監控資本家運用壟斷監控系統的獎勵或處罰機制,如用打折、處罰、故障來測試這一模型的有效程度,實現對個體進行“一對一市場營銷”(one-to-one marketing)。這一“建模—檢驗—修改”過程,不僅幫助壟斷智能系統掌控個體行為,而且使得“個體信息越來越多地被用來執行行為標準。信息處理正在發展成為旨在塑造和調整個人行為的長期操縱戰略的一個基本要素”[13](P.710)。

  (二)按照資本增殖邏輯規訓個體

  壟斷智能系統對個體生命政治生產的第二步,是按照資本增殖邏輯規訓個體的認知、行為和情感。認知、行為、情感被認為是規定人之為人的核心范疇。但這些范疇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被壟斷智能系統的技術權力分別重塑。

  就認知而言,壟斷智能系統以大數據和信息技術重構了構成個體認知的感性能力和知性能力?档轮赋,人的認知由感性和知性兩方面構成。其中,感性對應的是分析,它處理雜多的現象;而知性對應的是綜合,它處理范疇。然而,壟斷智能系統,一方面以大數據分析方式超越了人的有限感性分析,發展出一種“數據全知”[3](P.181)的分析模式,這一模式不僅構建了一種全樣本的總體采集框架,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長久以來困擾個體感知的“種族”和“洞穴”假象。另一方面,以信息技術整合了人的知性范疇。盡管美國哲學家佛篤(Jerry Fodor,2000)論證了人工智能神經元網絡還不能夠支撐起一個完整的人類認知架構8,但智能壟斷系統運用信息技術將人類的經驗、知識編程化,“編程化過程就是外在化過程和人的智性經驗本身的人為再生產”[10](P.94)。它不僅“構建一種建立在第三持存積累之上的知識”,而且使人的知性“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交流的技術載體,這便導致了‘知識相對于知者’的外移”[14](P.124)。這意味著,在人的知性綜合能力與信息系統產生交互作用中,“康德所說的知性已經被自動化,并被自動化為依托算法的分析權力”[10](P.94)。即便目前尚未出現能夠自主從事創造性勞動的通用人工體(AGI),但人的知性綜合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壟斷智能系統整合,而整合的結果是,個體失去了自主認知的條件和環境并進一步喪失了自主認知的能力。

  就行動而言,壟斷智能系統運用智能物聯網的傳感器(如搭載了智能芯片和系統的智能手機、手表、眼鏡、汽車、家居用品等),通過調整、引領和條件反射引導個體消費。行為主義理論認為,“人的行為取決于環境和強化,那么我們完全可能通過改變環境與運用各種強化手段來改造和控制人的行為[15](P.5)。而基于以上思路的壟斷智能系統運用智能傳感器,通過改變個體附身數據環境來誘使消費。其中,第一階段是調整(conditioning)。調整是指壟斷智能系統通過智能執行器的暗示、提醒,來操縱個體的潛意識。如智能手表、智能手機上彈出的某些需要您點擊的不知名的頁面,無法回避的升級操作等。這些操作都可以起到轉移個體的注意力并迫使某一特定內容進入注意范圍。第二階段是引領(herding)。引領是指“遠程協調人的處境,引導其沿著一條接近確定性的高概率路徑移動行為”[3](P.251)。如前所述,占有了個體全部信息文本的壟斷智能系統,可以圍繞一個特定的目標對信息進行建模預測,同時也可以使用智能執行器來“檢驗—修改”以上模型。如用戶在手機App中不斷彈出的推送和提示,這些都通過精確設計的路線指向具體的消費活動。第三階段就是把這種消費活動通過“條件反射”加以固定。壟斷智能系統運用相互關聯的數碼物,通過獎勵、認可或表揚用戶,激勵用戶產生特定行為并使這種行為獲得支配地位(正強化);通過提醒用戶減少某些行動,可以消除一定的風險,使用戶降低、甚至自動消滅某種行動(負強化);甚至通過控制用戶行為,如不能升級就不能使用,不按照規定執行就無法進入界面的方式,終止用戶的某項行為(懲罰)。最終,智能壟斷系統運用以上步驟來引導用戶的消費行為。這正如祖波夫所認為的,“不可能想象沒有行為修改與自動化應用技術手段結合的監控資本主義”[3](P.279)。

  就情感而言,壟斷智能系統通過控制個體的共情(Empathy)來實現其經濟目標。共情是人看到并感受他人情感的能力,它使人更容易體驗他人的快樂和痛苦,是人維系社會關系和情感依戀的關鍵。然而,監控資本主義壟斷智能系統利用用戶的共情易受社會影響的特點,通過創造激勵條件并作用于個體進行消費,通過監控用戶精準推送廣告,通過創造激勵條件來引導用戶,通過挖掘用戶的情感需求創造精確分類的情感社區、強化個體認同、引導消費。研究證明,“即使是對他們(用戶)相對最小的操作也有著可測量的效果”[16],而這些效果被監控資本家利用,成為了新的逐利工具。

  (三)將個體的自由轉換為工具主義的必然

  壟斷智能系統技術權力對個體最為深入的影響,是將個體的自由潛在地替換為工具主義的必然。自由是美國個體最為珍視的價值,它在積極的意義上表現為“主體在各種選擇方案中選擇他自己的目標和行為方式的力量”[17](P.395)。在這個意義上,自由強調的是自主。而壟斷智能系統的工具主義必然強調的是手段與目標之間的充分且有效的關系。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個體看似擁有自主,實則只能擁有被智能壟斷系統操控的必然。這是因為,個體的認知自主被壟斷智能系統潛在替換為“數字全知”和信息系統主導;行動自主被潛在替換為行為主義的消費規則;情感自主被潛在替換為消費主義的情感依賴。這意味著,個體從自律走向他律,成為了被技術邏輯主導下的人。馬爾庫塞曾以“單向度的人”來說明現代工業體系對現實個人自由價值的否定,而這一否定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被壟斷智能系統新的工具主義價值所內化。這種內化更為可怕,因為“信息和通訊的技術機器運行于人類的主體性的中心,不僅運行于人類的記憶、智能的深處,而且也運行于人類的感性、感受和無意識幻想的深處”[18](P.4)。它“使市場成為外在化即進化的唯一標準來源”[10](P.17)。

  三、技術權力的社會影響:“大他者”

  壟斷智能系統的技術權力在資本增殖的推動下,重構了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祖波夫將這種重構社會整體的技術權力稱為“大他者”。“大他者”是以剝奪循環、政治引導和與文化牧領為特征的極端社會管理力量。

  (一)剝奪循環加深了技術權力在生產領域的異化

  與傳統的技術權力相比,剝奪循環是壟斷智能系統技術權力的新特征。剝奪循環是指對數據進行連續占有和不斷挖掘的生產過程。它一方面保障了數據生產起點和消費終點之間的首尾相接,另一方面保障了數據資本剝削的持續進行。

  從數據資本的生產角度看,入侵是剝奪循環產生的起點。壟斷智能系統通過入侵,占有了人們日常生活中通過大腦、話語、手表現出來的經驗信息。而這些經驗信息在成為數據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同時,人們的大腦、話語、手則成為了不自覺的資本主義生產工具。?怂(Christian Fuchs)曾以臉書為例,指出在數字勞動中,以數字技術為終端的大腦活動、人們的經驗活動和社交活動等非物質無酬勞動生產出了新的使用價值9。這意味著,人們在非物質領域生產的無酬勞動(如用智能App跑步、聽歌、看小說)中,即便并未形成雇傭關系,“但他們仍然要受資本家的壓迫與剝削”[19]。這意味著,監控資本主義技術權力異化不斷向非物質生產領域縱深擴展。然而,為了讓數據資本剝削持續進行,壟斷智能系統以一種進步形象和充滿希望的說辭,利用現行政策的管理模糊地帶,培養人們與之適應的生活行為習慣。在這一過程中,由于沒有明確的權威管理,一方面人們會以某種同意和順從來對待入侵,另一方面人們也會對壟斷智能系統的便利產生依賴。這使得,即便爆出壟斷智能系統的負面新聞,人們對其產生厭惡,但卻不能真正放棄使用它。而這時只要監控資本家利用用戶反饋,設想出新的修辭和方法,使有爭議的業務重新定向,完成迭代,新的產品就會繼續擴大占有行為剩余的生產條件,推進數據經濟生產,實現剝奪循環。正如祖波夫所言,剝奪循環是監控資本主義時代商業的特點。它運用壟斷智能系統,以周期性的方式不斷蠶食著人們自由發展的時間和空間,使人們進入了一切數據皆資本的生產中。

  (二)政治引導管控了公眾的政治生活

  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相結合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貫特點。監控資本主義時代,壟斷智能系統的技術權力通過在政治領域制造公眾思想獨立假象和信息困境,實施對公眾的精準影響。

  思想獨立是美國公眾進行政治活動的核心原則。美國公眾認為,“假如個體的思想是獨立的且不受操縱的,那么隨之而來的關鍵社會制度(總統、國會、司法部門等)將不敢、甚至不能欺騙公眾”[20](P.75)。但對此美國從來就無法真正實現,當今與政治結合的壟斷智能系統的技術控制證明這種想法實屬空想。政治家通過與監控資本家聯合,一方面通過嚴格管控,使公眾看到的材料都是被壟斷智能系統過濾的信息,如2013年的“棱鏡門”事件;另一方面通過柔性規訓,如大數據指導下的政治公關,“假如它是一次成功的公關,沒有人會意識到它作為公關行為的本質。人們總是傾向于相信互聯網是種好的、慈善的力量”[21](P.246)。在這個意義上,在監控資本主義政治領域,公眾的思想被壟斷智能系統所掌控。

  而掌控公眾思想的目的是實現政治操控。公眾的信息困境是壟斷智能系統制造的,它使公眾只能被動接受傳播觀點而產生無法思考的狀態;ヂ摼W新媒體機構的增多確實給公眾帶來了多元的政治觀點和觀點之間相互競爭的感受,但事實上這只是為資本服務的壟斷智能系統在政治領域發展出的一種新的監控手段而已。一方面,被壟斷智能系統過濾的新媒體信息呈現原子化、部門化的特點,這些支離破碎的信息淹沒了公眾,使其思考碎片,無法擁有判斷信息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整體社會觀;另一方面,信息的實時傳遞、快速流動使公眾沒有時間反思,他們忙于接收和追逐信息,很難停下來深入地思考。這使得看似多元、中立和相互交鋒的政治觀點,實際上只是轉移人們注意力的一種手段,而這“構成一項意在為確保接受者的政治被動性而創建之技術的形式特性”[3](P.138)。

  最終,喪失了獨立思考并陷入信息困境的公眾成為政治領域精準實施影響的目標。精準影響是指政治精英或政府部門,通過壟斷智能系統操縱大眾的公共關系和廣告技巧來推動個體行為的活動。其突出的例證就是2008年、2012年和2016年美國的總統選舉。Daniel Kreiss和Philip Howard研究指出,2008年奧巴馬競選團隊“從臉書等第三方社交媒體網站的使用中收集的大量在線行為和關系數據”[22],被用來建模、測試和預測,使得“我們知道……人們在做出決定之前會投誰的票”[23](P.271)。2012年大選,奧巴馬團隊運用臉書數據進行分析建模并根據智能系統計算出的“說服分數”實施精準行動。[24]而近年的“劍橋分析”事件顯示,2016年特朗普競選團隊未經允許,從5000萬臉書用戶中收集數據并將它們用于政治廣告從而影響了選舉結果。

  事實上,壟斷智能系統在政治領域極端的技術權力,暴露出當代美國自由民主政治背后的技術操控性質。但由于技術權力操控的科學性,這種權力變得更加隱秘和不可察覺。

  (三)文化牧領使觀念管理成為現實

  壟斷智能系統技術權力在文化領域是以牧領權力(pastoral power)表現出來的。牧領權力本指“上帝如同牧羊人帶領羊群那樣帶領民眾,上帝施加于世人的權力如同牧羊人施加于羊群那般起著帶領的作用”。而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這一權力是指一種新的數字文化治理技術,即監控資本家及其社會各界代理人運用壟斷智能系統運用技術的符號邏輯,從客體和主體兩個方面對公眾實施的觀念管理。

  從客體方面來看,壟斷智能系統以工具主義原則滲入各種數字文化產品之中。這些文化產品不僅是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一部分,而且成為傳播監控資本主義思想觀念的載體。它們以技術認可的能指符號“生產和傳遞意指與本意,并因此逃離了語言學特有的公理系統”[18](P.5)。這些與技術融合的能指符號規定了社會領域內人們的思想內容。

  從主體方面來看,主體不僅通過技術認可的能指符號為中介進行自我敘述,而且以同樣的方式進行主體間的相互交流。在這一過程中,主體的自我表達和溝通實踐同時也是壟斷智能系統進行認可的技術過程。這一過程從觀念治理的角度來說,壟斷智能系統作為規則的制定者,不僅通過規范性管理方式,使人們相信他們在利用智能系統時做出的選擇是自主所為,而且人的觀念通過與技術結合,使人們成為了自愿且有能力進行自我治理的主體。因此,人們的思想觀念領域成為了技術的殖民地,并且“技術的變革迫使我們考慮一種有關主體性的普遍化的與化約論同質化的趨向”[18](P.5)。

  以上智能壟斷系統技術權力在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的表現,使祖波夫認為當今美國的智能壟斷系統已經發展出一種全面管理個人和社會的極端能力,即大他者。這種力量不僅使美國的自由民主之夢化為泡影,而且使整個社會都被綁架在資本逐利及其政治等相關領域的混亂無序中。

  結語

  數字技術革命推動了美國經濟發展,但這種發展背后的當代美國社會基本矛盾并沒有改變,數字技術權力為私人資本服務的性質并沒有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科技創新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本驅動力,而社會主義制度是其根本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應該審時度勢、科學決策,引領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朝著正確方向發展。”[25]這意味著,我們要“積極揚棄”資本主義異化的技術權力。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強調應“推動完善適用于大數據環境下的數據分類分級安全保護制度,加強對政務數據、企業商業秘密和個人數據的保護”。同年5月13日,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工業和信息化部關于工業大數據發展的指導意見》(工信部信發[2020]67號),提出要“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促進工業數據匯聚共享、深化數據融合創新、提升數據治理能力、加強數據安全管理,著力打造資源富集、應用繁榮、產業進步、治理有序的工業大數據生態體系”。這系列文件背后彰顯的是我國科技發展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唯有基于社會主義國家性質,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從國家層面對科技創新和應用進行“頂層設計”,統籌規劃各類數據資源,保障個體權益,才能跳出私人資本逐利陷阱,真正保障社會的安全和推動社會的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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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由比爾·蓋茨2008年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提出,指通過技術的突破,改變資本主義制度體系中的“非共享性”和逐利價值觀,從而讓每個人都從中獲益。參見邁克爾·金斯利《創造性資本主義破解市場經濟悖論》,孟凡玲譯,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頁。
  2國內對“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翻譯尚未統一。具體翻譯有“監視資本主義”,強調“無處不在的監控是大公司的核心計劃”,參見文森特·莫斯可《監視資本主義下的互聯網發展史》,載《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19年第10期;“監視型資本主義”強調“大數據運用為特征”以實現資本巨額盈利的資本主生產方式,參見《大數據與監視型資本主義》,載《開放時代》2020年第1期。本文按照祖波夫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書的內容,即強調這一時期的資本主義是以數字壟斷技術為基礎的,通過占有個人行為剩余進行數字生產,實現資本增殖并造成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的權力極度不平等和對個體和社會秩序監控的資本主義社會新形態的含義,將其翻譯為“監控資本主義”。參見Shoshana Zuboff,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The Fight for Human Future at New Frontier of Power,Public Affairs,2019,P.497。
  3數據是“以0和1二進制單元表示的信息”,“是以適合通信、解釋或處理的形式表現得可復譯的信息”。參見羅伯特·赫里安《批判區塊鏈》,王延川、郭明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頁。
  4數碼物是搭載了數字芯片“將自身置于數碼環境中展示其存在方式”的物體。“數碼物包含數據、元數據、‘本體’以及其他處于語法化進程中的形式,他們就此以相互關系與其他物體共同編織成數碼環境”,并“將人類用戶融入其中”。參見徐煜《論數碼物的存在》,李婉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5~95頁。
  5按照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定義,信息是“特定具有特定含義的關于特定對象(例如事實、事件、事物,過程或想法,包括概念)的知識”。參見羅伯特·赫里安《批判區塊鏈》,王延川、郭明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頁。
  6參見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思·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盛楊燕、周濤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6頁。
  7參見羅伯特·赫里安《批判區塊鏈》,王延川、郭明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頁。
  8參見J.Fodor,The Mind Doesn't Work That Way :The Scope and Limits of Computational Psychology,MIT Press,2000。
  9參見Fuchs C.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Routledge,2013,P.249。

  原文出處:高斯揚,程恩富.監控資本主義視閾下的技術權力探析[J].內蒙古社會科學,2020,41(04):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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